后来的我们

　　小时候一直就在一个大家族里面长大，从爷爷那一辈，爷爷就有弟兄四个，爷爷是老大。太爷爷是民国时代的地主，抽鸦片把全部的家当都败光了。太爷爷唯一留给爷爷得是一个黄土高原惯用的窑洞，不到五十多岁，太爷爷就因为吸食鸦片过量撒手人寰。那个时代，还是长兄为父的年代，1911年出生与辛亥革命同岁的爷爷做了一家之主。给这个穷的叮当响的家当家。后来爷爷的二弟、三弟在给西安的财主放羊的时候，被狼叼走了，尸骨无存。爷爷的四弟当时还是个襁褓婴儿，爷爷一个担子，一边担着要去集市卖掉的牛粪，一边担子的簸箕里放着四爷爷。这一担就是十多年，后来的四爷爷成为了整个镇上唯一的大学生，后来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成为了全县唯一的国家一级教师，全省特级教师。

　　大家族的规模在我爸这一辈走到了极致，我爸爸有姊妹7个，我有四个伯伯，两个姑姑。四爷家也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就记得小时候过年的时候特别热闹，三张桌子都能坐的满满的。唯一缺的就是三爷爷和四爷爷家的人，听爷爷说过，他们好像也有后人，但是之后因为两个奶奶的改嫁，都已经流落他方了。

　　那个时候家里日子一点不好过，爷爷娶了四个儿媳妇，供了四爷爷一个大学生，家里的所有积蓄基本上用完了，还欠了很多外债。爸爸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全家论是男孩里的老五，两个姑姑也都比他大。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计划生育，而且正是人多力量大的年代，爸爸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快四十岁了。爸爸出生在中国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那几年，每天一饿就在炕上饿的哇哇直哭。供销社分的那点粮票，根本就不够家里这么多人吃，要知道那时候爸爸的几个哥哥已经是青壮年了。奶奶偏袒小儿子，偷偷的留吃的给爸爸，爸爸晚上饿的睡不着的时候，奶奶才把这个杀手锏拿出来，吃完爸爸就乖乖睡了。尽管开小灶，但是父亲一直都很瘦，在我的记忆里，最胖的时候不到120斤。我的四个伯伯相继成了家，也都搬出了大杂烩一样的窑洞，在挺好的地方盖了好房子，生活的很幸福。

　　爸爸是最小的五儿子，爷爷65岁的时候，爸爸才结婚。娶了我的妈妈，第二年生下了我。五年后生下了两个双胞胎妹妹。跟当初爷爷的命运一样，甚至比当时的爷爷更艰难一些。年迈的爷爷奶奶没有劳动能力，而且经常生病住院，家里难得一点钱财，基本就是今天就把明天的钱就花了。爷爷紧紧张张过了一辈子，留给爸爸的只有这个地坑和几只窑洞。而此时的伯伯们每一家的日子都已经过得风生水起了，全都盖了新房子。做生意的做生意，打工的打工。因为不需要赡养老人，倒是少了一些花费。所以也都比我们家日子过得好多了。

　　我们家日子过得艰苦，爷爷奶奶难得吃一顿肉，穿一身新衣服。尽管这样，几个伯伯也都置若罔闻。没有人到门前来看看爷爷奶奶的生活怎么样。仿佛爷爷最后给小儿子娶了媳妇，生活在小儿子家。小儿子就应该把赡养老人的义务全部承担。又仿佛分家那一刻起，爷爷奶奶就不是他们的父母了。1997年，我7岁那年，爷爷不幸病逝，享年82岁。那是香港回归的那一年，依稀记得爷爷看完新闻说自己终于等到了香港回归了，可惜的是还差5个月，他没有等到。现在想起来，爷爷真的太难了，临去世的最后几年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一年都吃不上一次肉。过年买上十斤肉，一家七口人吃，大多数时间都只能喝肉汤。临走的那一年也只能麦面和玉米面掺着吃。每一次爷爷都舍不得吃麦面的白馍馍，把麦面馍馍留给我们。自己吃玉米面。

　　忘记了是什么时候，爸爸也在地上建了几间房子，爷爷奶奶爬不动窑洞的时候，他们开始住在上面，我和我爸我妈还有只会哭的两个妹妹住在地下的窑洞里。后来总和我们家打架争吵的四伯家也从窑洞搬走了，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每次都被四伯家的几个孩子堵在半路围殴，然后回家偷偷的哭。四伯搬走后，我和爸爸妈妈也搬了上去。我家地面上的房子就在地坑的旁边，每次放学都要经过。

　　那时候家里太穷了，爸爸妈妈每天出去装车卸车做苦力，只记得搬20吨的货物才能挣15块钱，每天回到家，爸妈都累的直不起腰来，那个时候真的特别心疼，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以后挣大钱。之后的爸爸，还贩卖过花生，贩卖过鸡蛋。都是很累的生意，骑着自行车，带着几十斤鸡蛋走几十里地再卖掉，一天下来也就能挣20多块钱。那个时候破鸡蛋特别多，吃破鸡蛋吃得我到现在看到鸡蛋也都不是特别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