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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再续同学缘

  王敬军,是我的高中同学。

  1991年秋天,敬军工作的单位倒闭。他来广州找工作,由于忙,我托朋友安排他在花都的一家酒店小住,并给了他一笔费用,让他安心找工作。没想到,他第二天就打电话找我借钱,我问他借钱干什么?敬军兴致勃勃地说:“昨晚在酒店的楼下K歌,玩得很嗨,把手头上的钱都花光了。”

何以再续同学缘

  我很不高兴,顾及学生时代的情分,还是委托朋友送了一点生活费给他。

  过不了几天,敬军又嗫嚅着提出要来广州看我,我冷淡地问他过来干什么,敬军好像并没注意到我口气里的冷淡,温和地解释说他想找我聊聊天、叙叙心事。我听了有点不耐烦,敷衍他说我以后专程去花都看他。敬军用带着乞求的口气说:“工作不好找,想找你借点车费回南县。”我再也找不到借口了,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那你来吧!”

  那天,正巧老同学刘健到了广州,要我带他去清远处理一件急事。由于时间安排不过来,我只能和敬军在广州火车站短暂的会面。

  候车室门口,敬军提着一个旧布包,胡子如杂草,配上乱糟糟的头发和土气的穿着,一副落魄的样子。我脱口而出:“敬军,你好!”敬军脸上顿时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只是摇头,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觉得苦,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刻,拿出一支烟来默默地吸着。

  我给了他一点路费,并要他以后常联系,刘健也安慰了他几句。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地说道:“谢谢!老板……”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和敬军之间已经隔了一道可悲的高墙了。我想说几句友善的话,但又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子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来。学生时代开朗、上进、活泼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敬军回老家后,在县民政局寻到一份工作,偶尔也会打电话给我,让我俩友谊的风筝不曾断线,我也始终是他百分百信任的人。

  2010年国庆节,我回老家看望母亲,也想看看敬军。电话里,一听说我要去县城找他,敬军的声音马上欢快起来,兴奋又有点得意地说:“哎呀!太好了,我叫上张海斌,我们一起去宝塔湖品味地道的香辣小龙虾。”

  我到了,他让我在他们单位门口等他一会。

  敬军很快就出现了,他非常高兴,眼睛在我脸上久久停留,好像看不够,目光是那么温和。

  酒桌上,三个老同学,一同回忆中学时期的同学,亲爱或并不亲爱的老师,互相道出那个时候可笑可叹的故事。我们还谈起了各自这几年里的情况。交谈中,我们免去了很多伪装和别有用心,虽然都普通得如大海中的一滴水,但水没有缝隙,只有紧密相连。那种久违的熟悉又回来了,潜藏在心田深处的影子,依然鲜活如初,不常浇水也不会干枯。

  敬军自始至终不和我们谈工作,甚至很少说家庭,手机都是静音状态,看起来并不忙碌的样子。听我们说话,他总是很有礼貌地颔首而笑。神态与先前大不相同了,更加谦恭有礼,抑扬顿挫的语气和眼睛里闪烁的光泽让我频频诧异。

  吃完饭,我们一起在宝塔湖边的绿道上散步,那天,正巧轮到敬军值夜班。他的电话不断,我忽然觉得他是另外一幅样子了,职场的干练风采同样不输书生的恬淡。我从敬军身上看到的闪光点就是他的克制,工作和生活可以分开,家庭和个人也可以分开,而且,其中的快乐和烦恼也能够分开面对,不会彼此影响乱成一团麻。

  我们绕着宝塔湖走了一圈又一圈……

  不知不觉,已是凌晨两点多,我该回去了。他俩默默地送我上车,充满着不舍。虽然隔着车窗玻璃他们看不见我,但他们还是远远地望着我的车窗。凛冽的寒风中,敬军的身体显得那么的单薄。

  2011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敬军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体检时查出肝腹水,正在长沙湘雅三院住院治疗。

  等我把手头上的工作安排好赶到长沙时,已是第三天中午。

  一路上,敬军不停地问我到哪了,他说他一直往门口张望,虽然知道我还在路上。一见到我,敬军显得十分激动,他握着我的手像孩子般的天真:“九满,真的是九满?九满真的看我来了!”因为癌细胞不断地侵蚀他的肌体,他已经没有更多的力气和我说话了。哪怕极小声。

  他要我打通老同学的电话,他和老同学一一说说话,一连打了五个电话,他非常开心。他不无幸福地告诉我,住院期间,他得到了在那家医院工作的粟克强夫妇无微不至地关爱和照顾。随后,他还主动和我谈起他的幸福,给我讲起爱过他的女人以及他们的孩子,并将保存在身边的照片展示给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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