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再续同学缘

　　王敬军，是我的高中同学。

　　1991年秋天，敬军工作的单位倒闭。他来广州找工作，由于忙，我托朋友安排他在花都的一家酒店小住，并给了他一笔费用，让他安心找工作。没想到，他第二天就打电话找我借钱，我问他借钱干什么？敬军兴致勃勃地说：“昨晚在酒店的楼下K歌，玩得很嗨，把手头上的钱都花光了。”

　　我很不高兴，顾及学生时代的情分，还是委托朋友送了一点生活费给他。

　　过不了几天，敬军又嗫嚅着提出要来广州看我，我冷淡地问他过来干什么，敬军好像并没注意到我口气里的冷淡，温和地解释说他想找我聊聊天、叙叙心事。我听了有点不耐烦，敷衍他说我以后专程去花都看他。敬军用带着乞求的口气说：“工作不好找，想找你借点车费回南县。”我再也找不到借口了，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那你来吧！”

　　那天，正巧老同学刘健到了广州，要我带他去清远处理一件急事。由于时间安排不过来，我只能和敬军在广州火车站短暂的会面。

　　候车室门口，敬军提着一个旧布包，胡子如杂草，配上乱糟糟的头发和土气的穿着，一副落魄的样子。我脱口而出：“敬军，你好！”敬军脸上顿时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只是摇头，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觉得苦，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刻，拿出一支烟来默默地吸着。

　　我给了他一点路费，并要他以后常联系，刘健也安慰了他几句。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地说道：“谢谢！老板……”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和敬军之间已经隔了一道可悲的高墙了。我想说几句友善的话，但又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子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来。学生时代开朗、上进、活泼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敬军回老家后，在县民政局寻到一份工作，偶尔也会打电话给我，让我俩友谊的风筝不曾断线，我也始终是他百分百信任的人。

　　2010年国庆节，我回老家看望母亲，也想看看敬军。电话里，一听说我要去县城找他，敬军的声音马上欢快起来，兴奋又有点得意地说：“哎呀！太好了，我叫上张海斌，我们一起去宝塔湖品味地道的香辣小龙虾。”

　　我到了，他让我在他们单位门口等他一会。

　　敬军很快就出现了，他非常高兴，眼睛在我脸上久久停留，好像看不够，目光是那么温和。

　　酒桌上，三个老同学，一同回忆中学时期的同学，亲爱或并不亲爱的老师，互相道出那个时候可笑可叹的故事。我们还谈起了各自这几年里的情况。交谈中，我们免去了很多伪装和别有用心，虽然都普通得如大海中的一滴水，但水没有缝隙，只有紧密相连。那种久违的熟悉又回来了，潜藏在心田深处的影子，依然鲜活如初，不常浇水也不会干枯。

　　敬军自始至终不和我们谈工作，甚至很少说家庭，手机都是静音状态，看起来并不忙碌的样子。听我们说话，他总是很有礼貌地颔首而笑。神态与先前大不相同了，更加谦恭有礼，抑扬顿挫的语气和眼睛里闪烁的光泽让我频频诧异。

　　吃完饭，我们一起在宝塔湖边的绿道上散步，那天，正巧轮到敬军值夜班。他的电话不断，我忽然觉得他是另外一幅样子了，职场的干练风采同样不输书生的恬淡。我从敬军身上看到的闪光点就是他的克制，工作和生活可以分开，家庭和个人也可以分开，而且，其中的快乐和烦恼也能够分开面对，不会彼此影响乱成一团麻。

　　我们绕着宝塔湖走了一圈又一圈……

　　不知不觉，已是凌晨两点多，我该回去了。他俩默默地送我上车，充满着不舍。虽然隔着车窗玻璃他们看不见我，但他们还是远远地望着我的车窗。凛冽的寒风中，敬军的身体显得那么的单薄。

　　2011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敬军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体检时查出肝腹水，正在长沙湘雅三院住院治疗。

　　等我把手头上的工作安排好赶到长沙时，已是第三天中午。

　　一路上，敬军不停地问我到哪了，他说他一直往门口张望，虽然知道我还在路上。一见到我，敬军显得十分激动，他握着我的手像孩子般的天真：“九满，真的是九满？九满真的看我来了！”因为癌细胞不断地侵蚀他的肌体，他已经没有更多的力气和我说话了。哪怕极小声。

　　他要我打通老同学的电话，他和老同学一一说说话，一连打了五个电话，他非常开心。他不无幸福地告诉我，住院期间，他得到了在那家医院工作的粟克强夫妇无微不至地关爱和照顾。随后，他还主动和我谈起他的幸福，给我讲起爱过他的女人以及他们的孩子，并将保存在身边的照片展示给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