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月2(5)

    “工作是干不完的……你干吗要跳出来？”

    “给三只母鸡喂饲料也会算错，却第一个往前冲……一只小鸨！”

    “弟兄们，我没啥……”困惑的小伙子辩解道，“我只不过是……”

    “要我把你们套上护套保存起来？还是把你们腌起来过冬？”监工又叫嚷起来，大惑不解地望着不知所措的二十来个人，“干活吧！快！”

    “光图快不行哪，伊万·马特维伊奇。”

    “可你什么也不干嘛，喂！萨维利耶夫！贫嘴彼得罗维奇！我在说你呢：你站着傻看什么呀！……干活！”

    “我一个人能干什么呢？……”

    “您给我们定工作量吧，伊万·马特维伊奇。”

    “我说过了，没有工作量。马上拆卸驳船，要不就回去。干活！”

    终于干了起来，不过很疲沓、很勉强、很笨拙。看着这一大群健壮的工人简直令人气愤，他们似乎完全不明白该怎么干才好。刚要取出第一根最小的连根材，就发现它断了，“是它自己断的，”他们向监工这样辩解道；可见这样干是不行的，要另想法子。他们商量了好久，要另想法子，该怎么办呢？当然，渐渐地叫骂起来，眼看会闹得越来越凶……监工挥起警棍，又大声呵斥，可是连根材又断了一根。终于发现，原来是斧子太少，而且还缺少一种工具要去拿来。立刻派了两名囚犯在押送下到城堡去取工具。在等待的时候，所有其余的人都气定神闲地坐在驳船上，又拿出自己的小烟斗抽起烟来。

    最后监工唾了一口。

    “呸，没有你们，工作也不愁没人干！唉，这种人哪，这种人！”他气愤地嘟囔道，一挥手，摇着警棍回城堡去了。

    一小时后来了一名军官助理。平静地听完囚犯们的诉说，他宣布工作量是再拔出四根连根材，但不能折断，一定要完好无损，此外他划出驳船的很大一部分要拆除，干完就可以回去。工作量很大，可是我的天，他们干得多欢哪！懒散不见了，困惑不见了！斧头叮咚作响，开始拧下大木钉。其余的人把几根粗木杠塞在下面，二十只手同时压在木杠上，利落而熟练地撬起了连根材，我感到惊讶的是，现在这些连根材全都完好无损地撬了下来。事情干得热火朝天。大家突然变得特别聪明了。不讲废话，没有叫骂的声音，人人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该站在哪里，该出个什么主意。正好在击鼓收工前的半个小时完成了工作定量，于是囚犯们回去了，很疲倦，但心满意足，虽然只比指定的时间提前了那么半个小时。不过，关于他们对我的态度，我注意到了一个特点；不管我在哪里凑上去帮他们干活，到处都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在哪里都碍事，几乎到处都有人骂骂咧咧地赶我走。

    一个衣衫褴褛的可怜的囚犯，自己也是劳动极差的工人，在比他麻利些、懂事些的其他苦役犯面前不敢说个不字，连他也自以为有权申斥我、赶开我，要是我站在他身旁的话，借口是我碍着他的事。最后，一个口齿伶俐的囚犯干脆粗鲁地对我说：“您往哪里钻哪，走开吧！何必在这里乱闯呢”。

    “他走投无路了！”另一个立刻搭腔道。

    “你不如拿一个带把的杯子，”第三个对我说道，“去乞讨吧，能在石屋栖身，也有烟抽，而在这里你是无事可做的。”

    只好独自站着，别人都在干活，一个人独自站着也有些不好意思。可是当我真的离开他们站到船艄上去，他们立刻就嚷嚷：“哪有这号劳动者啊；拿他们怎么办呢？无法可想！”

    这一切，不言而喻，都是成心的，因为这把大伙儿都逗乐了。他们要戏弄一下过去的小贵族，当然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现在很清楚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为什么我入狱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应当如何立身处世，怎样立足于这些人之间。我预感到，我会时常与他们发生冲突，就像刚才在工作中那样。但是不管发生什么冲突，我拿定主意，决不改变自己的行动计划，这时我对计划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周密的考虑；我知道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就是说：我决心要尽可能保持朴实和独立的作风，丝毫不露出特别想要接近他们的态度；但也不排斥他们，如果他们自己想接近我的话。决不惧怕他们的威胁和敌视，而且要尽可能地行若无事。决不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与他们同流合污，也决不迁就他们的某些习惯和习气，总之，决不无原则地强求他们的友谊。我一眼就看出，他们首先就会因此而轻视我。不过，按照他们的看法（后来我才真切地明白了这一点），我毕竟应当在他们面前维护甚至尊重自己的贵族出身，也就是说，应当图安逸、摆架子，嫌弃他们这些人，时不时地撇着嘴冷笑，嫌脏怕累。他们对贵族的看法就是这样，当然，他们会因此而骂我，但心里还是会对我怀有敬意。这种角色是不适合我的；我从来就不是他们所理解的那种贵族；然而我发誓决不退让妥协，以致在他们面前贬低我的教养和我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为了迎合他们，开始巴结他们，和他们保持一致，对他们故作亲昵，甚至堕落到他们的那种“素质”，以求得他们的欢心，——他们马上就会认为，我这样做是由于恐惧和怯懦，因而对我抱着鄙视的态度。A不值得仿效：他常到少校那儿去走动，他们自然会怕他。另一方面，我也不愿对他们仅限于冷淡地敬而远之，像几位波兰人那样。我现在看得很清楚，他们轻视我，就因为我曾想和他们一样干活，不贪图安逸，也不在他们面前摆架子；虽然我毫不怀疑，他们以后将不得不改变对我的看法，然而一想到他们现在似乎有理由轻视我，以为我今天曾在工地上讨好他们，——这个想法就使我感到非常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