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的问题，还是婚姻观的问题？
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并于翌日生效。正如以往《婚姻法》的每一次修改，司法解释的每一次出台，都要激起巨大的争议，此次更不例外，冷嘲热讽，怨声载道，不绝如缕，仿佛发生了一场伦理地震，令我们的婚姻与家庭的根基开始动摇。
在我看来，真正有所争议的只是第七条：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而且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若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则按照双方父母的出资份额共有。
对此，媒体戏称道：婆婆笑了，丈母娘哭了。有人建议，丈母娘联合会的规则必须更新换代，以前嫁女儿要求“男方必须有房”，如今则应该改为“不管双方哪一家出钱，房产证必须保证有女方名字出现”。相比房子，房产证上的“权利人”一栏才是最大的问题。曾被都市丽人奉为择偶之金科玉律的“有车、有房、父母双亡”，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假如“父母双亡”，哪来这些麻烦。当然“有房”的内涵，还须深化改革，争取早日让自己的名字爬上房产证。
不妨对比修改前的立法及司法解释：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若未明确表示赠与一方，则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而今，若未明确表示赠与夫妻双方，则推定为赠与自己子女一方。尽管两厢对照，泾渭分明，但其间仍有相通之处，即对出资购买不动产的父母的“意思自治”的绝对尊重。这不动产的产权，到底归一方子女还是为共同财产，决定权首先在父母大人手里。所以儿媳只要孝敬公婆，女婿只要善待丈母娘，新条文的杀伤力，未必会落在他们头上。
修改前后的“推定”之差异，折射出了《婚姻法》的精神走向。以前更注重家庭伦理，如今更注重个体权利。两口子首先是相互独立的公民个体，其次才是结婚证所指认的夫妻。个体权利由此独立于夫妻关系之外。这是以一种冷酷的，在某些人看来甚至违背了公序良俗的方式，认证并捍卫权利。在此背后，则暗藏了婚姻的法律转型：如果说以前更多是从伦理角度定义婚姻，如今则更多是从契约角度定义婚姻。
新闻称，这一条司法解释，将改变国人的婚姻价值观、女性择偶观、生育观等。这的确不是危言耸听。不要低估了《婚姻法》的影响力，1949年建国后，立法者制定的第一部法律不是宪法，而是《婚姻法》，足以印证其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从而反证宪法在中国的虚妄。
这种改变，就一定是一桩坏事吗？“男方必须有房”的“丈母娘需求”，本来就是无稽之谈。这看起来是在维护女方的权益，实际上则将女方推入了弱势地位——双方本该平等相待。男方父母奔波半生购置的房产，若在婚后赠与，作为共同财产，女方提出离婚，便可取走一半。这对男方而言，何尝不是显失公平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条司法解释，乃是对此前陷入误区的婚姻观——婚姻是一场买卖——的拨乱反正。
以权利为刀，将婚姻关系的楚河汉界清晰切割出来，把婚姻浪漫化了的人们也许接受不了，但这正是《婚姻法》的真义。法律不是道德，它需要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若认为肮脏，认为无情，并因此怀疑婚姻、畏惧婚姻，那很可能不是以权利为本位的《婚姻法》的问题，而是你的婚姻观与世界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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