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已十几年了，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依然那样清晰。

　　父亲，作为一名教师，他的一生，都在孩子们求智若渴的眼神中度过，孩子，也成了他一生中最放不下的牵挂。

　　父亲个头不高，中等身材，一米六几的个子，偏瘦，分头，头发总梳理得整齐，往后翻，总是显得精神、帅气、?铄。那一双洗得泛白的解放鞋，便是他穿梭于学校、家之间的主要工具，那件浅灰色圆领毛线，是他一身中最值得炫耀的宝贝，每逢学校的大事、乡亲们家中的喜事，他都会穿上它。

　　父亲的肩头永远是我童年的梦想天堂。无论是在去教书的路上，还是在繁华落幕后的冰冷的街头，他的肩上都充满了我的喜怒哀乐、欢声笑语。我的家在那座贫瘠山梁的半山腰上，到学校大概有十几里的山路，有上坡、下坎、也有频临绝壁的羊肠小道，父亲总是带着我从凌晨五点或晚上七、八点穿梭在家与学校之间，那厚实的脊背、结实的肩头都成了我跳上跳下的“快乐基地”，时而马马肩、时而又爬在背，心血来潮又蹒珊走几步，只要是我没闹够，他都让着我，任我搞个三七二十一。他却全然不顾，耳旁只听到那“悉悉”的脚步声和驱赶寂寞的黄腔黄调的小曲声，时而高亢、时而低吟。每到赶集时，他都会让我“骑马嘟嘟”的在那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去觅那金黄酥脆香满全唇的酥到心尖的里面包有酸菜或青辣椒的一分钱一个的咬一口还冒着热气的漏点颗颗酸菜的油炸粑粑。最后还会带上三五个，回去哄我那馋嘴的哥哥和姐姐。

　　父亲是忠实的，他忠实于他的学生，他忠实于他的三尺讲台，他忠实于他的教育事业！父亲曾在两个乡六个学校工作过、耕耘过。他那辛勤的汗水，朴实的身影，从我记事时起，就没间断过。父亲的工作总是排在第一的，他如同他的学生一样，从没迟到早退过，即使家中有事，也从没耽误过他的工作，到校不是批改作业，就是到教室辅导学生，他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孩子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长。记得有一次，他班上的一位同学发烧，他硬是背着他到了几里之外的医院，还给他垫付了一元多的医药费，对于那时工资还不到七元的他，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因为家里人囗多，又无劳力，每年我们家都是队里的缺粮户，日子过得相当艰难，每不是红苕就是洋芋颗颗，而我又相当刁蛮，每次吃饭，碗里都要放上几勺子红糖，没有糖我是不吃饭的，在那每个月只供应半斤糖票的年代里，不晓得父亲是怎样支撑过来的。父亲上课是负责的、又是认真的，虽然用的是“龙山普通话”，但他的学生成绩是优秀的，每次的期未考试，他的学生都在前列，特别是在号称桶车“西藏”的那个只六个学生的大山深处的离中心校有十几公里的一年有半年在云雾里的小村校里的四位同学，更是屈指一数，现在都成了社会的栋梁人才，每每碰到他们，都还竖起拇指、感谢当年的父亲呢。

　　父亲是勤劳的，每每放学回家，他都会先安顿好我们兄妹几个，而后就会换上那件粗布蓝衣，扛上锄头、借着月色去翻耕家里的自留地，种点小菜、栽点玉米、黄豆，为解决我们的肚子而奔波。为我们早点过上幸福生活而劳累。为给母亲减少点负担，每个周六放学回家，他都从十几公里以外的那个村小旁搬一捆干柴或一根干树枝回家，父亲的腿脚本来就不好，还长年在那雾气缭绕的、湿气特重的小村校坚守，落了个跟随他一身的风湿，当那七八十斤重的物体压在他瘦小的身体上时，我看见他的腿在微微颤抖，钻满风湿的膝盖一伸一缩、那双洗得泛白的解放鞋“吱呀”一响，只见他眼睛稍闭，牙齿一咬，便步伐凌乱、高一脚低一脚的上路了。每每踏过一个沟、横过一个坎时，他的眼睛都会一闭、牙齿都会一咬、腰杆都会轻轻的一闪，那柴、那树都没有从肩上掉下来。

　　退休后的父亲，没有过上几年好日子，便因年轻时的劳累、风湿而瘫了几年，在床上度过的那段时光是黑色的、最灰暗的，生活不能自理，全靠母亲的服侍。而不孝的我，虽继承了父亲的工作，但还是没有完全尽到应尽的孝心，心生愧疚、觉得愧对父亲！

　　父亲走了，走得很安详。那一年，父亲七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