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路，一盏灯

　　两道长长的堤垱，夹着一条宽宽的大水沟，在黝黑的夜色中向前伸展着，发着用肉眼几乎难以辨认的微光。堤垱在离村庄一华里之外。父亲和我走在左边这道堤垱上，他提着我的箱包，走在前面，怕我跟不上，故意放慢脚步。我紧跟在他身后，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地朝前挪动着脚步。

　　父子俩都不说话，专心地赶着路。间或从前面传来一声“小心”，那是父亲在提醒我当心路面的浮石或水洼。父亲习惯于夜行，从1950年起，他便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个焦裕禄式的老派共产党农村基层干部，长年为了大队的事情东奔西走，走夜路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可是我胆子小，在这样墨黑的夜色中行走，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跌入几米深的大水沟中，不被淹死也要变成一只落汤鸡，肯定会耽误了去县城乘车。

　　大水沟是父亲早年领着乡亲们挖的，挖起的淤泥，便堆成了两边高高的堤垱。大水沟直通圩堤外的信江，入江口建有一座高高的水闸，名曰“高云闸”，也是父亲领着乡亲们兴建的。挖水沟、建水闸的目的，一为内涝时排涝，一为干旱时引信江水抗旱。因为大水沟挖在我们村和邻村之间，久而久之，它无形中便成为了两个村庄的“界河”。

　　我们是去县城汽车站赶早班车的。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外地一所大学读书，是个少年大学生，每年寒暑假回家两次。无论假期过得多么快乐，无论离家返校是多么的不舍，假期结束了，还得乖乖地按时回学校报到。每次返校时，如果父亲忙，不能送我，我便提早一天，住到县城的大姐家去。而父亲但凡有空，定要亲自送我到县城的——当然，他是非要等到我开学当天才肯把我送走的，目的只是为了能让我在家里多住上一宿。

　　自母亲去世后，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感情便变得细腻、深沉起来。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哪个时辰出生的，只知道是农历哪一天。我出生时，父亲正领着乡亲们在数十公里外的康山兴修圩堤，等他回家时，我已经出生半个月了。母亲死得早，无从去问；哥哥、姐姐那时都正直贪玩的年龄，自然也不会记得；问婶婶，她也记不准确。于是现在的我，便成了一个无法准确推算生辰八字的人。

　　母亲患病多年最终不治，为了给母亲治病，家里已是一贫如洗。再加上父亲又一心扑在大队的事情上，于自己家并无多少顾及，因此那几年我家过得实在是凄惶，别说没钱买自行车，甚至，父亲连手电筒坏了，也舍不得去买一只新的。于是父亲摸黑走夜路便成了常事——久而久之，他大概也早已忘记走夜路需要打手电筒这一出。

　　我跟着父亲，终于摸摸索索地来到了信江圩堤上。半堤腰有一块平地，建有一幢木屋，里面住着摆渡的艄公。县城在信江对面五、六里处，须摆渡才能过去。父亲扯着嗓子，连喊了几声：“初水！过渡哦！”初水是和我同村的小学同班同学长安的父亲，只比我父亲小几岁，辈分却比我还低一辈，但为了尊重他起见，我平时见了他叫哥。这个渡口，自有渡船以来，究竟有过几任艄公，我不得而知，我只晓得打我记事起，初水哥是我所见的第三任。

　　接着就听见屋里传出一声：“起来了！”跟着是一阵窸窸窣窣的穿衣声，再跟着是一阵踢踏踢踏的脚步声。门终于“吱哑——”一声开了。初水哥用手电筒照了照，见是我们，朝父亲和我打了声招呼，便在前面引路，领着我们翻过圩堤，沿着堤坡向下面的沙滩上走去。渡船就泊在沙滩边上。

　　夜依然一片漆黑，江风嗖嗖地吹着。初水哥用手电筒照着我们父子上了船。手电筒射出的光柱在夜空中划来划去，切割着江面上的黑暗和沉寂。光柱探入江水时，有几条银晃晃的鱼儿从江中跃起，有一条鱼还“砰”的一声碰着了船舷，跌落时砸起一捧浪花。

　　我和父亲在隔板上坐好，等候初水哥上船。初水哥解开缆绳，将打开的手电筒搁在沙滩上，光柱朝向对岸，然后猫腰将渡船推了一把，船缓缓地漂离沙滩。初水哥跳上渡船，拾起横在船上的竹篙，轻轻地点了几下，渡船犁开江波，“嗖嗖”地驶向对岸。船至江心，他再放下竹篙，拾起木桨，坐在船尾用力地划将起来。木桨拨动江水的“哗哗”声，和着渡船破浪而行的“矻矻”声，将江面上的沉寂，衬托得更加粘稠、幽邃。

　　我问初水哥：“你为什么要把手电筒留在沙滩上？”初水哥答道：“天太黑，放一盏灯在过来的地方，回去时就不会偏航。”渡船终于划到了对岸，父亲和我一起谢过初水哥，跳下船，朝着前面的又一道圩堤，继续我们的行程。

　　父亲和我一起登上了圩堤。我扭头回望江心，但见江面上一大团模糊的影子，向着我们来时的沙滩边上一个黄晕晕的光团移动。我知道，那是初水哥在向着搁在沙滩上的手电筒归航……

　　少年时代转瞬即逝，恍惚间已然三十余载后。人生无常，初水哥二十年前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父亲也于前年在87岁高龄上辞世。如今回首起少年时光，很多记忆都已变得模糊不清，唯有当年与父亲同走的那段路、唯有初水哥留在沙滩上的那盏手电筒，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在记忆中日益清晰起来。

　　所谓人生，不过就是“出发”与“归来”而已。

　　出发有爱，归来有灯。

　　出发时不感到寒冷，归来时不迷失方向。

　　如此，人生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