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2)
时间:2011-04-29 作者:柴静 点击:次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辩”的乡愿上去。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谓，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他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不过，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必须饱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写过一句话“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什么是雄？ “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举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弱点》，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 “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问“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晚清困局，十分被动，华洋冲突不断，越是这样的朝廷中，说性理者风头越足，好空谈，好讲华夷之辩，好讲血性，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一被动就激进，一保守就顽固，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他说：“孔门大路，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可以说，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闭着眼睛过不去了，他们身在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切肤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的一句话，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孔子不会打洋枪”。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详尽“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实一念，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脚踏实地，不激不随。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让大家就“用人行政”发表意见，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倒也不糊涂，批了一个“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 老曾比较实，写得很具体，认为用人之事“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咸丰批“剀切明辩，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为分，强调他的标准是“晓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 他这话说很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们做记者的，几年下来，有个变化，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象老曾说的“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即时为小人”。 有这样的立场，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不轻取人，不轻毁人，独立无惧，确乎不拔。 他说：“故群誉群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评“儒缓”，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犹柔寡断”，他也自承“愚”。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是一个“好下断语”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结果。虽然愚也有弱点，左思量，右考虑，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但自认“愚”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写在卷首眉稍，日久甚至成书。加上他带兵治事，他看兵书与历史时，常与现实对应质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年事渐长，挺身入局之后，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老曾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风气，强分善恶，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明是非”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强分黑白，遇事激扬者，文人轻薄之习也。不察而效之，动辄区分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晓事”，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对事苛刻，但又对人体谅，广大而精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