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桥》口碑撕裂背后：如何理解李玉镜头下的女性形象？

　　近期，低迷已久的院线电影终于迎来一部新作——李玉导演的《断·桥》。影片自上周末上映以来，票房已累积超过1.5亿。但口碑也经历着两极分化。

　　作为一部犯罪题材的悬疑片，其实影片的悬疑内核早早就已被揭开。故事设定也并不复杂。影片描述了一个女孩（马思纯饰闻晓雨）父亲的死亡案件，于8年后的断桥事故得以曝光。在背负命案的陌生男孩（王俊凯饰孟超）帮助下，真相浮出水面，女孩的杀父真凶正是父亲生前好友、女孩的养父朱方正（范伟饰）。

　　这样一部艰难上映的国产影片，攒足了影迷的期待。片中引发争议最多的，大部分围绕着剧本本身的设定，比如为何主角不选择报警而私下调查？为何拿到证据以后还要去杀人报仇？男主的牺牲是否必要？从这些质疑去看，《断·桥》的确算不上是一部圆融的佳作。不过，今天我们的文章并不想从剧情本身去批判，而是借着这一部新片上映的契机，与大家聊一聊李玉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塑造。

　　从纪录片《姐姐》开始，经过《红颜》《苹果》《观音山》，再到《断·桥》，我们能看到一个女导演眼中的女性形象是如何变迁的。而这一演变也呼应了我们现实生活中对女性角色、位置的挣扎与思考。

　　《断·桥》：牺牲者为“男”

　　如今给国产电影写评论是一件颇具挑战的事，这个挑战并非“评论独立性”的问题，而是我们看见的院线电影常常难以判断是否是创作的全貌。现实主义题材向来上映不易，8月突然定档上映的犯罪题材电影《断·桥》，杀青于2020年11月，随后经过漫长后期和数轮重剪，得以在今年暑期和观众见面。我们不知，这个版本能否看见全部。但它无疑给暑期档带来了久违的影院人气（明星阵容、久违的题材等原因颇具关注度）。同时，此片在热映中也经历着巨大的争议。

　　《断·桥》电影剧照。

　　本片的剧情故事并不复杂，争议点大多集中在本片对“悬疑”叙事的放弃。在短视频5秒锁定观众，追求15秒完播率的培养下，这无疑是在挑战观众的耐心。这也违背了大多数观众的观影习惯，影片开始就把一个昭然若揭的反派暴露在日光下，一定程度削弱了故事的可看性。悬浮在角色和观众之间的第四面墙薄如蝉翼，但因此观众又以放大镜般的目光欣赏到了范伟精妙的表演。这让一部分观众疑惑，这样一个上来就知道谜底的故事怎么还能看2个多小时？

　　一个犯罪故事，如果悬疑叙事不是导演的追求，那在这层外衣之下，促使她讲下去的动力在哪？

　　片中有熟悉的部分，比如从《红颜》《观音山》延续到《断·桥》的影像风格，电影里的水、雨、鱼，四川方言和雾茫茫的氛围。但也有陌生的部分，最大的陌生感，是在李玉的电影中女主角第一次成为了“活着”的那个。

　　《断·桥》电影剧照。

　　本片的牺牲者，是那个未见过光明的男孩孟超。闻晓雨，成了被成全的女儿、被拯救的姐姐，她成了这场争斗中的幸存者。此时，距离李玉1996年拍纪录短片《姐姐》过去了26年。在这26年间，李玉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有着稀薄的命运，“女儿”和“姐姐”这两个身份在东亚的家庭叙事里，意味着默许的牺牲。这样的洞察和表达，也是当年20分钟的纪录片《姐姐》，以9.2的高分走到今天的原因。如果往前回溯，那些作品在“生猛”这个词不曾流行的年代真实生猛过。至今在电影《红颜》的豆瓣热评里留着一句：李玉，是中国女性的知己。

　　除去并不成功的商业化尝试，在作者性的女性表达里，李玉确实从未失过手。在这样一个脉络里，如何理解这部褒贬不一的《断·桥》？本文结合导演过往的作品，梳理出一条导演所塑造的“可见女性”脉络，探讨李玉期望在闻晓雨身上试图建筑的新形象。

　　在李玉的电影里如何谈论“性别”

　　“女性电影”是源自西方的一个特定概念，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女性运动，由最初关注女性的经济、政治地位、逐步延伸到了文化领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了90年代的中国，有一档影响力深远的电视节目《半边天》，这档节目是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际成立的。彼时的语境中，“妇女”是时下蓬勃的文化话题，电视也是中国老百姓重要的新知窗口。当时在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工作的李玉拍了一期节目，就是1996年获中国纪录片协会大奖的《姐姐》。

　　纪录片《姐姐》剧照。

　　这部26年前的纪录片《姐姐》，讲述的是一对双胞胎即将出世，在剖腹产的家庭会议上，大家认为女孩可以多照顾男孩，决定先拿她出来。在人为的干预下，赋予她“姐姐”的责任和义务，安排了女孩的命运。

　　随后对“性别”的思考和观察，成了李玉电影里重要的叙事。

　　到了2005年的电影作品《红颜》，李玉把叙事空间放在了川渝县城，这也成了她日后大多故事的发生地。县城狭小的生存空间和固有流动率，对一个深陷道德囹圄的少女来说，打击是毁灭的。如今来看，《红颜》所讲述的故事和情感更复杂、更奇情也更大胆。

　　故事讲16岁的女高中生小云意外怀孕，很快消息瞒不住了，少男少女双双被开除学籍。主人公小云，父亲早逝，和身为语文老师的母亲生活。男生远走，女生在母亲的安排下生下“夭折”的孩子。实则母亲暗中把孩子送去一对领养夫妇。随后的十年间女孩成为川剧演员，也在舞台上唱流行歌曲。母亲继续做小学语文老师，班里有个调皮的男学生。

　　人物线就这样一点点浮出水面。要被送走的婴儿被那个女医生（男孩姐姐）留了下来，姑妈成了母亲，养了10年。小男孩偶然的偷窥所产生的亲近和迷恋，让他和“云姐”走得近起来。

　　三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展开了细细的相处。语文老师实际是小男孩的外婆、母亲是姑妈、叫他“弟娃儿”的则是生母。她们在不知情的相处里，甚为生动地处出了感情。《红颜》中的小男孩刻画得非常珍贵，自然、蒙眬、本能尚存也调皮捣蛋。

　　但电影《红颜》有力的部分不在伦理，而在于作者如何呈现这些生存在此时此景的女人们，和她们在男权社会下所承担的一切。秘密捅破后，三代女人的命运出奇一致地捆绑在一起了。外婆（丈夫早亡）；姑妈（母亲）的丈夫是军人，但因为怀疑小男孩儿不是自己亲生的与之离婚；当年和小云少年犯错后的男孩早早离开。尽管当年母亲为保女儿“名声”已做出了最大努力，但仍然难以更改小云从此被轻薄的命运。

　　16岁的小云被暴打是在父亲的遗像下完成的，父权的威慑力坚如磐石地存在在这个家庭秩序中；小男孩的姑妈遭到怀疑婚姻破裂，设计的丈夫身份是军人（更强大的权力符号）；小云被已婚男人轻薄，遭到暴发户老板的非礼，在暴露的舞台上经历过难堪的荡妇羞辱。三代女人的痛苦，以不同层次呈现在电影中，而她们全都沉默地接受了这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