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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父亲出生于西部一偏远农村,这里贫瘠而宁静。记忆里儿时的村子有百十来户,每日晨暮都可看到炊烟袅袅,闻得犬吠鸡鸣,空气里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我能从记忆中检索出最早的父亲的形象,是一个严厉的不敢靠近的人,这种映像很久都没有改变。父亲瘦高,衣服总干净整洁,上衣口袋必插一支钢笔。父亲走路上课都腰板笔直,如他的性格般耿直倔强。父亲初中毕业就做了一名代课教师,因读书时适逢文*,没有好好念下去。或许父亲的严肃与不苟言笑,除了性格之外也有部分是源于他的教师职业习惯。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纸文件让当了近十年教师的父亲突然失去了工作。父亲带着行李从学校回来时,见到奶奶和母亲抹眼泪,但并未见到父亲的异样,父亲确实不善表达更不愿意表达。父亲很快开始了新的谋生之路,给村民们画风景(当时农村流行的一种挂墙上的装饰物)、画墙围(北方人大炕的周边围墙),也学会了给人照相挣钱。父亲还会给黑白照片上色,变成彩色照,看着很神奇。尝试了很多行当之后,父亲终究还是谋得了村里一名民办教师的工作,虽然一年收入不到公立教师五分之一,至少,这个身份在村里能受人敬重。进入80年代,一声惊雷响农村实施了包产到户,我家也分到了地。于是父亲便一边教书当教师,一边田间劳作当农民。那时家乡连年闹灾荒,农民们很苦。有个别胆子大的人开始外出谋生,邻居的一个本家爷爷就是首个吃螃蟹的人之一。他去了北部一个牧区讨生活,一两年回村后突然变成了“有钱人”,乡亲们羡慕之极。在本家爷爷的撺掇下,父亲依然没有放弃他的教师梦,坚持留守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留守着那些渴求知识来改变命运的农村娃。

  后来全家靠着父亲微薄的工资和几亩薄田勉强维系,可屋漏偏遭连阴雨,母亲终因过度劳作积劳成疾,几乎丧失劳动能力,重担便由父亲一人挑了。很快,我们哥俩又都先后上了中学,为了我们能接受更好的教育,父亲设法把我们送到了县城读书,这样他的负担就愈加沉重。迫于生计,父亲给人照相的同时,又学会了打月饼(当地中秋节的一种月饼加工)、卷炮(二踢脚炮仗制作)、维修小家电等,成了乡里远近闻名的“万能人”,而唯有我们深知,父亲已在疲于奔命,勉强支撑了。只是重压之下,父亲的腰板依然笔直!

  我们在县城读书时,父亲定期骑着自行车从村里给我们送面、送土豆、送学费。与此同时,当地农民种田基本看天吃饭,年景不好,村民们的日子就基本无法维系,村里外流(外出打工谋生)的人也就越来越多。都像候鸟一样,春节回村,光鲜亮丽,年后又继续外出打工。尤其是邻居的本家爷爷似乎真发了财,回村探亲算是衣锦还乡了,家家奉为上宾。一年,腰包鼓鼓的本家爷爷来我家串门,听到我们因读书负债累累,就问我们读书有用吗?父亲却从未曾动摇,即使连我们都动摇了,曾琢磨过放弃学业去谋个营生贴补家用,但都被父亲坚定严厉的眼神拒绝了。

  父亲一身技能,却割舍不下民办教师的职业。虽然民办教师的收入少的可怜,还经常被村干部各种理由拖延。父亲的坚守,是因他爱这个工作,或许还有个信念,就是希望哪天能有个身份——转正成为国家公立教师。这种信念,让父亲历经各种磨难始终没有放弃:当年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莫名被人顶替、受校长排挤评职称的申报材料基本都出不了乡、辛苦一年的劳务费被无端克扣等等,我们极少听到父亲的抱怨,他总是默默承受,不会走捷径,不会向上面低头,只是默默努力去改变自己!

  我们高中毕业时,已至90年代。村里早出去的人们像当年走西口一样,一去不回头。人走的多了,村里渐失昔日的热闹。父亲却一个人坚守着空荡的学校和寥寥的学生,显得孤独而悲怆。后来我们哥俩先后上了大学,成了村里的榜样。金榜题名的喜悦无法回避更加沉重的负担,父亲已经不堪负重,更加黑瘦。记得每到开学前一晚,父亲就出去了,四处为我们借钱凑学费,淳朴的乡亲加上父亲的威望,总不会空手而归。只是重负之下,不善言辞的父亲更加沉默寡言。一年放假回来,父亲早早来到县城等我们,回村后,母亲告诉我们,父亲第一次说想我们了,母亲的话让我真真感受到了父爱如山的厚重。

  到我们上大学,父亲已是20多年教龄的乡村民办教师。1995年,父亲还被评为全国“希望工程园丁奖”,我在一份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寄给了父亲,父亲认真地保存了起来。不久后,赶上县里有政策,通过考试转正部分民办教师,父亲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生”生涯,积极备考。正读大学的我们用我们所学“反哺”父亲,教他微积分、线性代数等知识,五十多岁的父亲学的很认真。后来父亲以全县第11名的成绩转正了。这一次,是父亲真正靠能力实现了他的夙愿,不再担心受人排挤、不再担心被另眼看待,过往的一切屈辱此刻化为乌有。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公立老师,对于父亲是一种认可,也是个荣誉,更是他坚持多年的信念,父亲异常看重。

  我们先后大学毕业,已快进入新世纪了。这些年父亲在村里教书几乎影响了所有家里有娃的家庭,村里多数人家都非常重视孩子们的读书上学,在我们之后陆陆续续有更多村里娃考上大学走了出去。同时随着村民的持续流失减少,上学的孩子也越来越少,村里的学校在上面统一的政策下不得不关闭了,父亲被调到了乡里的小学。父亲走时,出现了电影里的一幕,村民们追出好远,希望父亲留下,其实父亲是改变不了政策的。村民们对父亲的不舍,基于父亲每年交出的优秀成绩和对每个孩子的负责和帮助,在父亲30年的教书生涯中,他做了很多的“小事情”,自掏腰包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垫付学费、去家里游说不愿让孩子上学的家长把孩子送回学校、不分上下课时间辅导每一位掉队的学生……。在他的影响下,小小村子走出了几十个大学生,还有读了博士后的。这在临近几个村子,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工作后,还清了读书时家里欠的所有债务,还在县城给父母买了房子,让他们搬到了县城居住。后来我们先后离开体制内单位,外出创业。对于我们的选择,父亲没有阻碍我们,只是表达了他的担忧,扔了铁饭碗去折腾,总感觉不踏实。这个可以理解,父亲坚持了一辈子,等来了转为公立教师,虽然转正没几年就退休了,“铁饭碗”的份量在他心里是何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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