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变形记》两种价值的讨论

　　对这类电影要以小见大深挖其中的意识形态导向，看到其中的权力关系，并作用于现实生活的社会议题的讨论。显然电影中是有一个二元对立模式的，即母与女的对立，很独特于一般的父子的对立，或者母与子、父与女的对立。

　　母女对立背后隐含地表述就是传统与新潮的对立，这是剧作的出发点，也是结尾两只红猫熊对抗的原因。但可惜的是，其实各自的立场既不鲜明也不坚定。母亲对女儿的控制仅仅是尾随女儿进学校和当众曝光女儿的隐私绘画，这足够批判但容易误打。首先说，母亲曝光隐私的行径太不正常也不合情理，这不是一个曾经受到母亲压迫的人能够做出来的行动，如果仅仅称之为“未能满足母亲心愿”未免太过情绪化、自我化，因为可能母亲本身就没有太多要求。“成为母亲的好女儿”本身可能就是一场盛大的意淫，是中产阶级迂腐趣味的情绪自我投射的结果。因为当下中产阶级在情绪上、精神上少有对抗力量，于是只能把目光投放到已经宣告失败的传统文化上，并附上落魄保守、道德绑架之名，但现实是我们都知道，传统保守派早就失去了再控制下一代个人自由的能力（尤其是精神自由的能力），如果非要说经济自由，那么其实这个应该放置到阶级讨论的话题（这是个应该讨论并重大的话题）当中，而不是在文化对抗的意义上讨论。

　　其次，除了母亲第一个确实做过了的“曝光隐私”的行动，母亲在面对“初潮”这个问题上，其实已经走出了传统文化真正的腐朽部分，即性的问题。性问题其实是当下东方世界真正缺乏讨论的问题，如何能正面面对它、解决它，母亲确实做出了表率，至于在学校尾随一段，只能说是故意要制造和女儿所象征的“自由解放”的对立面，是故事所需但并不一定高明。

　　反看女儿一面，到底她通过红熊猫想要什么、意欲表达怎样的价值。大约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一个是四女孩心心念念的演唱会，一个就是她要留住红熊猫的动作。

　　女孩们反复说，通过演唱会就可以从女孩到女人了，或许可以说是自由与性的双重结合。在我看来，演唱会的指称大约是欧美大众文化，及其所象征的自由与青春的观念。但大众文化所代表的精神的对立面本不应该是母亲身上若有若现的家长观念。大众的对立或该是精英文化、批判文化工业的知识分子所秉持的文化态度。然而电影的对立可能真的是制造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固有观念，试想:一个曾经也深谙青春并制造了和母亲巨大矛盾的女孩如何不能理解她的女儿、不能理解四城乐队。还有就是对于演唱会的现场，一定程度上，能否视为当下疫情所受限的自由空间，一种小场域和大空间的对抗，这种对抗本身应该被看见，因为这是一场关乎全人类的共同记忆，但影片出离了时代，回到二零零二年的设定，这不失为一种造梦的手段、远离痛苦的选择，但未免轻软一笑而过甚至未曾察觉了。

　　关于女儿想要留住红熊猫，如果我们对这种魔幻现象进行现实解读，红熊猫究竟象征什么。一般意义上，可能会说是初潮啊少女心诸如此类，总之就是区别于把红熊猫封印了的家族长辈们，但现实是，把红熊猫封印和保持冷静不召唤红熊猫出现是一个效果，甚至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自我约束、自我监视。

　　我一直有一种观念，对于当下的中国家庭伦理，随着西方家庭观念的深入，去家长化、去家族化的已成确然结果，但中式伦理本身的家族观让子女本身又不能置身事外，又要对家长制做出认同与回应（非被动而自觉地），一种极端分裂的意识形态出现，尤其海外华裔家庭恐怕感受至深，可以预估或许二十年之后，在更多华语家庭中这种家庭将成为常态，一种游离的“不幸福感”又将多一种可能。

　　通篇下来，只能说母亲或好或坏的行动实实在在，而女儿所象征的价值套用魔幻的外壳招之能来，这毕竟是文艺创作，且不论公平与否的问题，但影片无疑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询唤机制，让各自有倾向价值的观众对号入座，并放大了某一种偏见。这就很难不对电影本身做出一个情感取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