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梁纪·梁纪一(2)

　　齐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阳侯子范尝因事入见，上从容谓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无期运，虽项籍之力终亦败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鸩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继。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为患，如卿祖以材略见疑，而无如之何，湘东以庸愚不疑，而子孙皆死其手。我于时已生，彼岂知我应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劝我除去卿辈以壹物心，我于时依而行之，谁谓不可！正以江左以来，代谢之际，必相屠灭，感伤和气，所以国祚不长。又，齐、梁虽云革命，事异前世，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宗属未远，齐业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岂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杀；若无天命，何忽行此！适足示无度量耳。且建武涂炭卿门，我起义兵，非惟自雪门耻，亦为卿兄弟报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拔乱反正，我岂得不释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于明帝家，非取之于卿家也。昔刘子舆自称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复可得，况子舆乎！’曹志，魏武帝之孙，为晋忠臣。况卿今日犹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无复情自外之意！小待，自当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范、子质、子显、子云、子晖并以才能知名，历官清显，各以寿终。

　　诏征谢朏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何胤为右光禄大夫，何点为侍中。胤、点终不就。

　　癸酉，诏：“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有功劳才器冤沉莫达，投肺石函。”

　　上身服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每简长吏，务选廉平，皆召见于前，勖以政道。擢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刘鬷为晋安太守，二人皆以廉洁著称。溉，彦之曾孙也。又著令；“小县令有能，迁大县，大县有能，迁二千石。”以山阴令丘仲孚为长沙内史，武康令东海何远为宣城太守。由是廉能莫不知劝。

　　鲁阳蛮围魏湖阳，抚军将军李崇将兵击破之，斩鲁北燕；徙万馀户于幽、并诸州及六镇，寻叛南走，所在追讨，比及河，杀之皆尽。

　　闰月，丁巳，魏顿丘匡公穆亮卒。

　　齐东昏侯嬖臣孙文明等，虽经赦令，犹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帅其徒数百人，因运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门作乱。烧神虎门、总章观，入卫尉府，杀卫尉洮阳愍侯张弘策。前军司马吕僧珍直殿内，以宿卫兵拒之，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曰：“贼夜来，是其众少，晓则走矣。”命击五鼓。领军将军王茂、骁骑将军张惠绍闻难，引兵赴救，盗乃散走；讨捕，悉诛之。

　　江州刺史陈伯之，目不识书，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而已。有事，典签传口语，与夺决于主者。豫章人邓缮、永兴人戴永忠有旧恩于伯之，伯之以缮为别驾，永忠为记室参军。河南褚緭居建康，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频造尚书范云，云不礼之。緭怒，私谓所亲曰：“建武以后，草泽下族悉化成贵人，吾何罪而见弃！今天下草创，饥馑不已，丧乱未可知。陈全之拥强兵在江州，非主上旧臣，有自疑之意；且荧惑守南斗，讵非为我出邪！今者一行事若无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遂投伯之，大见亲狎。伯之又以乡人硃龙符为长流参军，并乘伯之愚暗，恣为奸利。

　　上闻之，使陈虎牙私戒伯之，又遣人代邓缮为别驾。伯之并不受命，表云：“龙符骁勇，邓缮有绩效；台所遣别驾，请以为治中。”缮于是日夜说伯之云：“台家府藏空竭，复无器仗，三仓无米，东境饥流，此万世一时也，机不可失！”緭、永忠等共赞成之。伯之谓缮：“今启卿，若复不得，即与卿共反。”上敕伯之以部内一郡处缮，于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谓曰：“奉齐建安王教，帅江北义勇十万，已次六合，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报。”即命纂严，使緭诈为萧宝寅书以示僚佐，于听事前为坛，歃血共盟。

　　緭说伯之曰：“今举大事，宜引众望。长史程元冲，不与人同心；临川内史王观，僧虔之孙，人身不恶，可召为长史以代元冲。”伯之从之，仍以緭为寻阳太守，永忠为辅义将军，龙符为豫州刺史。观不应命。豫章太守郑伯伦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既失职，于家合帅数百人，乘伯之无备，突入至听事前；伯之自出格斗，元冲不胜，逃入庐山。伯之密遣信报虎牙兄弟，皆逃奔盱眙。

　　戊子，诏以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帅众讨之。

　　魏扬州小岘戍主党法宗袭大岘戍，破之，虏龙骧将军邾菩萨。

　　陈伯之闻王茂来，谓褚緭等曰：“王观既不就命，郑伯伦又不肯从，便应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开通南路，多发丁力，益运资粮，然后席卷北向，以扑饥疲之众，不忧不济。”六月，留乡人唐盖人守城，引兵趣豫章，攻伯伦，不能下。王茂军至，伯之表里受敌，遂败走，间道渡江，与虎牙等及褚緭俱奔魏。

　　上遣左右陈建孙送刘季连子弟三人入蜀，使谕旨慰劳。季连受命，饬还装，益州刺史邓元起始得之官。

　　初，季连为南郡太守，不礼于元起。都录硃道琛有罪，季连欲杀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为元起典签，说元起曰：“益州乱离已久，公私虚耗。刘益州临归，岂办远遣迎侯！道琛请先使检校，缘路奉迎，不然，万里资粮，未易可得。”元起许之。道琛既至，言语不恭，又历造府州人士，见器物，辄夺之，有不获者，语曰：“会当属人，何须苦惜！”于是军府大惧，谓元起至必诛季连，祸及党与，竞言之于季连。季连亦以为然，且惧昔之不礼于元起，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万，叹曰：“据天险之地，握此强兵，进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刘备，舍此安之？”遂召佐史，矫称齐宣德太后令，聚兵复反，收硃道琛，杀之。召巴西太守硃士略及涪令李膺，并不受命。是月，元起至巴西，士略开门纳之。

　　先是，蜀民多逃亡，闻元起至，争出投附，皆称起义兵应朝廷，军士新故三万馀人。元起在道久，粮食乏绝，或说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诈疾，若检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罚之，所获必厚。”元起然之。李膺谏曰：“使君前有严敌，后无继援，山民始附，于我观德。若纠以刻薄，民必不堪；众心一离，虽悔无及。何必起疾可以济师！膺请出图之，不患资粮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帅富民上军资米，得三万斛。

　　秋，八月，丁未，命尚书删定郎济阳蔡法度损益王植之集注旧律，为《梁律》，仍命与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等九人同议定。

　　上素善钟律，欲厘正雅乐，乃自制四器，名之为“通”。每通施三弦，黄钟弦用二百七十丝，长九尺，应钟弦用一百四十二丝，长四尺七寸四分差强，中间十律，以是为差。因以通声转推月气，悉无差违，而还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黄钟笛长三尺八寸，应钟笛长二尺三寸，中间十律以是为差，以写通声，饮古钟玉律，并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声，莫不和韵。先是，宫悬止有四镈钟，杂以编钟、编磬、衡钟凡十六虡。上始命设十二轳钟，各有编种、编磬，凡三十六虡，而去衡钟，四隅植建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