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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二十六年了。

  父亲中等身材,黝黑粗糙的皮肤,平时总是穿一件很旧且干净的棉布中山装,瘦窄的脸,透露出一股书生气,他是生产队的农技员,因为能写会算,兼做会计。

  生产队有一百二亩地,全队社员,起早贪黑,忙死忙活,一年下来,除了上交公粮,留下种子,余粮仍然不够度日。所以每年过了三春,家里便无果腹之粮。亲戚家又不好意思去再借。父亲多次去大队部询问“预借粮”的进展,李书记总是回说:“国家的预借粮还没下来!”父亲万般无奈,只好肩扛扁担赶往二十里外的埠头镇(常州湟里)买米。米缸中唯有一点大麦面粉早被我们姊妹搅韭菜糊充饥了。妹妹躺在母亲怀里,蛮哭不止。两个姐姐坐在堂前,挑选着那一堆几乎蔫瘪的菜苔。我和哥哥依门远望着父亲回家的路。至晚,父亲到家,个个已饿得眼冒金星,东倒西歪。瞬时!母亲生火,大姐淘米,二姐洗菜。我和哥妹,因为年龄尚小,帮不上忙,就围着坐在小板凳上的父亲,为他敲背按腿。父亲并不感到疲惫,含笑享受着儿女绕膝的天伦。

  全家美美的吃了一顿饱饭。姊妹四个,趴坐在八仙桌四周,书写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桌上一盏浑身油腻的煤油灯,照着大家红彤彤的脸。广播里,喋喋不休播送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别新闻报道。母亲洗碗刷锅后,坐在一边,一针一线纳着鞋。父亲夹坐在我们中间,怀抱妹妹,手捧一本泛黄的《三国演义》,戴着铜架老花镜,一字一句认认真真读着,不时露出激动,忧愁,疑惑的表情,沉浸在小说里斗智斗勇,排兵布阵的快乐中!

  我们家主要收入,除生产队的“工分”外,还有养猪。那个年代,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们搞副业和外出打工都是明令禁止的。但是养猪,人民公社却十分提倡。猪粪必须归生产队所有,然后生产队再给社员家庭一定的“工分”补偿。化肥是紧俏物资,国家计划分配,生产队少有买到,因此肥田只好选择有机肥料。

  记得那一年冬天,天空飘着雪花,我们家一只大黑母猪,晚上在无人接生的情况下,自己产了二十只肉红的小幼仔。天亮后,父亲见了笑得合不拢嘴。在母亲的精心饲养和照料下,一窝小崽,茁壮成长,活泼可爱。长至七八斤,猪圈需要清理猪粪,父亲与生产队长商量,安排了数名社员来我家猪棚挑猪粪,自己亲入猪圈举耙锄粪。谁知那群畜生天性胆小,父亲举耙,疑要打它们,惊恐的呼啦啦从草窝中窜出,耙落,钉齿穿脑而过,鲜活一只小猪崽,“哇”的一声残叫,当场毙命!母亲含泪,将粗心大意的父亲痛骂了一顿。要知道,一家老小,过年穿衣,油盐酱醋的开销,全指望这群小祖宗!父亲虽然心疼,但还是没有舍得扔掉它。烫毛去内脏,冲洗干净,切块加盐入锅煮熟。母亲坐在门前石墩子上,气得一块肉也没吃。我们兄妹五人,你一块我一块,舔唇抹嘴竟把一只小猪吃个精光!

  过年是孩子们最美好的时光。不仅有肉有瓜子吃,而且还有新衣新鞋穿。每年的大年三十,当我们熟睡后,母亲都会把新衣和新纳的鞋,整整齐齐叠放在我们里床枕边,让姊妹们大年初一穿上。

  到了年关,生产队“分红”,我们家人口多,“超支”是意料之中的。好在卖了小猪,全家人扯布做新衣的钱还是有的。过了腊月初八,就开始张罗过年的事情了。父母亲怀揣着政府按计划配发的“布票”,逶迤至涑渎镇供销社买布。父亲为母亲额外裁剪了一段“迪卡”时髦布料。母亲呕心沥血从来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我们姊妹皆是一些青灰色或淡黄色棉布料子。剪回的新布堆码在桌子上,散发出淡淡的沁人芳香。姊妹们脸上个个荡漾着甜蜜的微笑。父亲先去迪庄村的赵裁缝家预约。三日后,那位瘦高个子,笑容可掬的赵裁缝伯伯,挑着一台老旧的缝纫机,出现在我们家门口。父亲急忙迎出去,接担卸物,我和妹妹兴奋的推了饭碗,缠着赵裁缝,要先量尺寸。母亲一边收拾饭桌一边嘱咐大姐:“快去长荡湖边鱼船上买几条新鲜鲫鱼回来!”做新衣裳的几日里,我们无心做功课,时时关注着自己的新衣服进度。有时,赵裁缝故意戏我,大声嚷道:“老二,你的新衣好了!”我欣喜乐狂奔过去,欲试新衣,发现还未上袖。赵裁缝见我如此容易上当受骗,哈哈大笑起来。我不但不生气,反而大献殷勤,倒水泡茶,熨斗添柴(那个年代没有电熨斗),忙得不也乐乎!

  过年了,姊妹们欢欢喜喜穿上新衣新鞋拜年去。父亲依然穿着那件很旧且干净的棉布中山装!

  农历五月三十日乃父亲忌日,忆父亲生前琐事,以慰哀思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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