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二十六年了。

　　父亲中等身材，黝黑粗糙的皮肤，平时总是穿一件很旧且干净的棉布中山装，瘦窄的脸，透露出一股书生气，他是生产队的农技员，因为能写会算，兼做会计。

　　生产队有一百二亩地，全队社员，起早贪黑，忙死忙活，一年下来，除了上交公粮，留下种子，余粮仍然不够度日。所以每年过了三春，家里便无果腹之粮。亲戚家又不好意思去再借。父亲多次去大队部询问“预借粮”的进展，李书记总是回说：“国家的预借粮还没下来！”父亲万般无奈，只好肩扛扁担赶往二十里外的埠头镇（常州湟里）买米。米缸中唯有一点大麦面粉早被我们姊妹搅韭菜糊充饥了。妹妹躺在母亲怀里，蛮哭不止。两个姐姐坐在堂前，挑选着那一堆几乎蔫瘪的菜苔。我和哥哥依门远望着父亲回家的路。至晚，父亲到家，个个已饿得眼冒金星，东倒西歪。瞬时！母亲生火，大姐淘米，二姐洗菜。我和哥妹，因为年龄尚小，帮不上忙，就围着坐在小板凳上的父亲，为他敲背按腿。父亲并不感到疲惫，含笑享受着儿女绕膝的天伦。

　　全家美美的吃了一顿饱饭。姊妹四个，趴坐在八仙桌四周，书写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桌上一盏浑身油腻的煤油灯，照着大家红彤彤的脸。广播里，喋喋不休播送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别新闻报道。母亲洗碗刷锅后，坐在一边，一针一线纳着鞋。父亲夹坐在我们中间，怀抱妹妹，手捧一本泛黄的《三国演义》，戴着铜架老花镜，一字一句认认真真读着，不时露出激动，忧愁，疑惑的表情，沉浸在小说里斗智斗勇，排兵布阵的快乐中！

　　我们家主要收入，除生产队的“工分”外，还有养猪。那个年代，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们搞副业和外出打工都是明令禁止的。但是养猪，人民公社却十分提倡。猪粪必须归生产队所有，然后生产队再给社员家庭一定的“工分”补偿。化肥是紧俏物资，国家计划分配，生产队少有买到，因此肥田只好选择有机肥料。

　　记得那一年冬天，天空飘着雪花，我们家一只大黑母猪，晚上在无人接生的情况下，自己产了二十只肉红的小幼仔。天亮后，父亲见了笑得合不拢嘴。在母亲的精心饲养和照料下，一窝小崽，茁壮成长，活泼可爱。长至七八斤，猪圈需要清理猪粪，父亲与生产队长商量，安排了数名社员来我家猪棚挑猪粪，自己亲入猪圈举耙锄粪。谁知那群畜生天性胆小，父亲举耙，疑要打它们，惊恐的呼啦啦从草窝中窜出，耙落，钉齿穿脑而过，鲜活一只小猪崽，“哇”的一声残叫，当场毙命！母亲含泪，将粗心大意的父亲痛骂了一顿。要知道，一家老小，过年穿衣，油盐酱醋的开销，全指望这群小祖宗！父亲虽然心疼，但还是没有舍得扔掉它。烫毛去内脏，冲洗干净，切块加盐入锅煮熟。母亲坐在门前石墩子上，气得一块肉也没吃。我们兄妹五人，你一块我一块，舔唇抹嘴竟把一只小猪吃个精光！

　　过年是孩子们最美好的时光。不仅有肉有瓜子吃，而且还有新衣新鞋穿。每年的大年三十，当我们熟睡后，母亲都会把新衣和新纳的鞋，整整齐齐叠放在我们里床枕边，让姊妹们大年初一穿上。

　　到了年关，生产队“分红”，我们家人口多，“超支”是意料之中的。好在卖了小猪，全家人扯布做新衣的钱还是有的。过了腊月初八，就开始张罗过年的事情了。父母亲怀揣着政府按计划配发的“布票”，逶迤至涑渎镇供销社买布。父亲为母亲额外裁剪了一段“迪卡”时髦布料。母亲呕心沥血从来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我们姊妹皆是一些青灰色或淡黄色棉布料子。剪回的新布堆码在桌子上，散发出淡淡的沁人芳香。姊妹们脸上个个荡漾着甜蜜的微笑。父亲先去迪庄村的赵裁缝家预约。三日后，那位瘦高个子，笑容可掬的赵裁缝伯伯，挑着一台老旧的缝纫机，出现在我们家门口。父亲急忙迎出去，接担卸物，我和妹妹兴奋的推了饭碗，缠着赵裁缝，要先量尺寸。母亲一边收拾饭桌一边嘱咐大姐：“快去长荡湖边鱼船上买几条新鲜鲫鱼回来！”做新衣裳的几日里，我们无心做功课，时时关注着自己的新衣服进度。有时，赵裁缝故意戏我，大声嚷道：“老二，你的新衣好了！”我欣喜乐狂奔过去，欲试新衣，发现还未上袖。赵裁缝见我如此容易上当受骗，哈哈大笑起来。我不但不生气，反而大献殷勤，倒水泡茶，熨斗添柴（那个年代没有电熨斗），忙得不也乐乎！

　　过年了，姊妹们欢欢喜喜穿上新衣新鞋拜年去。父亲依然穿着那件很旧且干净的棉布中山装！

　　农历五月三十日乃父亲忌日，忆父亲生前琐事，以慰哀思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