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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纱窗下

  有一回,在江南乡下,走过河边埠头,见一个年轻女子在刷洗几幅木屏。走近一看,便看出这几幅屏就是床栏上的围屏,镂空的花格子做底,镶有人物、器皿、山水、花卉的浮雕。漆色已旧,褪成淡红色,想来原先当是油红油亮的。不知传了多少代,才传到这女子手里。她洗刷得仔细又泼辣,将几扇屏横躺进浅水里浸着,用牙刷剔缝和镂空里的垢,然后,用板刷顺木纹哗哗地刷洗。正面洗了再洗反面,这几面屏被洗得近乎透亮。于是,那床的晦昧气息,也一扫而尽,变得明亮起来。

茜纱窗下
 
  与自己无关的物件,我是不大留心细节的。但有些物件经过使用,沾了人气,便有了魂灵,活了。中学时,曾去过一个同学家,这家中只一母一女,相依度日。沿了木扶梯上楼,忽就进去了,只一间房,极小,却干净整齐地安置了一堂红木家具。那堂红木家具一点不显得奢华,甚至也不是殷实,而是有了依靠。寡净里,有了些热乎气。
 
  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什物,其实常常不以为是什物,而好像是贴身的一部分,有些水乳交融的意思。这样的用物总共有三件,一件是一张小圆桌。桌面并不很小,但比较矮,配有四把小椅子,是一种偏黄的褐色。桌沿刻一道浅槽,包圆的边。桌面底下,进去些,有一圈立边,边底一圈棱,容易藏灰,需时常揩拭。再底下,是四条桌腿,每条桌腿上方有一个扁圆形球。年幼时,还上不了桌,我就在这张桌上吃饭。后来大了些,家中来了客人,大人上桌,小孩子另开一桌,就在这桌上。夏日里,晚饭开在小院里,用的也是这张桌子。它,以及椅子的高度,正适合小孩子。而且,它相当结实,很经得住小孩子摧残,虽然并不是什么好木料。几十年来,无甚大碍,只是漆色褪了,还有,桌腿上方的扁圆球,半瓣半瓣地碎下来。那四把小椅子,到底用得狠,先后散了架,没了。那桌子,却跟了我分门立户后的十来年,才送给一个朋友,至今还在用。它是我童年的伙伴,许多游戏是在上面做的:涂画,剪贴,搭积木,过娃娃家。有一日下午,家中来了一个客人,和我妈妈说话,我就坐在这张桌子旁一边玩,一边大声唱歌。后来玩累了,也唱累了,想离开,不知怎么,却站不起身,我就只得继续玩和唱歌,几乎唱哑了嗓子。等到客人告辞,才被妈妈从椅子上解放出来。原来椅背套进了我的大棉袄和毛衣之间,将我夹住了。因为处境尴尬,所以记忆格外清楚。记得客人是一个亲戚,上门大约是带些求告的意思,妈妈则是拒辞的态度。但求与拒全是在暗中,就听他们互叹苦经。妈妈指着我说,她比大的会吃。那亲戚则说,某某比她会吃。某某是他家的小孩子,比我小得多。那是在一九六〇年的饥馑日子里。
 
  第二件是一个五斗橱。大概记得是分为两半,左半是抽屉,右半是一扇橱门。打开后,上方有一格小抽屉,上着锁,里面放钱、票证、户口簿。每当妈妈开这个抽屉的时候,我都求得允许,然后兴冲冲地搬来前边说过的小椅子,踩上去,观赏抽屉里的东西。这具五斗橱于我而言最亲密的接触,是橱上立着的一面镜子。白日里,父母上班,姐姐上学,保姆在厨房洗衣烧饭,房间里只剩我自己,我就拖过椅子,踩上去。只见前边镜子里面,伸出一张额发很厚的脸。这张脸总使我感到陌生,不满意,想到它竟是自己的脸,便感失望。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我都对自己的形象不满意,这使我变得抑郁。多年以后,在亲戚家,又看见这具橱柜,我惊异极了,它那么矮小,何至于要踩上椅子才可够到?我甚至需要弯下身子,才能够从镜子里照见自己的脸。脸是模煳不清的,镜面已布上一层云翳。
 
  第三件是由一张白木桌子和一具樟木箱组合而成的。如我父母这样,一九四九年以后南下进城的新市民,全是两手空空,没有一点家底。家中所用什物,多是向公家租借来的白木家具,上面钉着铁牌,注明单位名称,家具序号。这样的桌子,我们家有两张,一张留在厨房用,一张就放在进门的地方,上面放热水瓶、冷水壶、茶杯、饭锅等杂物。桌肚里放一具樟木箱,这是来到上海后添置的东西,似乎也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开始安居上海。它放的不是地方,但可供我们小孩子自如地爬上桌子,舀水喝,擅自拿取篮里的粽子什么的。有一晚,我和姐姐去儿童剧院看话剧《白雪公主》,天热口渴,回到家中,忙不迭地爬上樟木箱,从冷水缸里舀水喝。冷水缸里的水是用烧饭锅烧的,所以水里有一股米饭味儿,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这个爬,使我们与这些器物有了痛痒相关的肌肤之亲。这些器物的表面都那么光滑、油亮,全是被我们的手、脚、膝头磨出来的。
 
  我们家有一具红木装饰柜,两头沉,左右各一个空柜,一格小抽屉,中间是一具玻璃橱,底下两格大抽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母亲从出售抄家物资的商场里买来的。那时候,抄家物资堆积成山,囤放或收藏皆成困难,于是,削价出售。价格低到如上海人俗话所说:三钿不值两钿。母亲只花了四十块钱,便买得了。这笔钱对于我们当时的家庭财政,还有,这具玻璃橱对于我们极其逼仄的住房,都显得奢侈了。后来,有过几次,父亲提出不要它,母亲都不同意。记得有一次,她说了一句,意思是,这是我们家仅有的一点情趣。于是,在我们大小两间拥挤着床、橱柜、桌椅,还有老少三代人中间,便跻身而存着这么一个“情趣”。在这具橱柜里,陈列着母亲从国外带来的一些漂亮的小东西:北欧的铁皮壶、木头人,日本的细瓷油灯、绢制的艺伎,从美国芝加哥的高塔上买来的玻璃风铃,一口包金座钟,斯拉夫民族英雄像。橱顶上是一具苏俄写实风格的普希金全身坐式铜像。这具装饰橱与我幼年时在那家资产者客厅里见过的完全不同,它毫无奢靡之气,而是简朴和天真的无产阶级风格,但包含着开放的生活。我的妈妈,就是那个在炮火连天的战争时期,也要给战士的枪筒里插上几株野花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天天要为衣食发愁的日子里,她会用一包从抽屉角落里搜出的硬币,带我们去吃冰激凌。她总是有着一点奢心,在任何生存压力之下,都保持不灭。到了晚年,我们孩子陆续离家,分门立户,家里的空间大了,经济也宽裕了,而她却多病,无心亦无力于情趣的消遣。这具橱内,玻璃与什物都蒙上了灰尘,这真是令人痛楚。它原先那种,挟裹在热蓬蓬的烟火气中的活泼面貌,从此沉寂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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