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息全宇宙》：一首中年妇女的失败者之歌(2)

　　《瞬息全宇宙》中的多元宇宙恰好就近乎于这样一种去中心化的复调式结构。与其说有一个“主宇宙”作为根源性的存在，而其他宇宙的伊芙琳是她的自我投射，我们不如说所有宇宙中的伊芙琳，共同构成了她的自我。伊芙琳的多元宇宙，或者说精神分裂，展示了一种“自创生”的主体性生产：和“它生产的”机器（生产除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不同，“自创生”的机器连续地孕育和规定它们自己的组织和它们自己的界限。尽管篇幅上有长短侧重，每个伊芙琳的宇宙其实毗邻而居、平等存在。

　　当伊芙琳做出旁人眼中仿佛精神病患的离奇动作，以获取其他宇宙中自我的能量时，不同的主体就建立了一种流动的联结。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力量的借用并非单方面作用于“税务局宇宙”中。相反，伊芙琳在一个宇宙中的表现并非孤立，而实际上呼应着其他宇宙中的自我行为：伴随着她在税务局里的打斗，“厨师宇宙”中的伊芙琳失手把酱汁泼在了顾客身上，“香肠宇宙”中的伊芙琳和伴侣开始争吵，“川剧宇宙”中的伊芙琳在舞台上走音失声。

　　这些让“税务局宇宙”的伊芙琳艳羡不已的光鲜自我，也纷纷显露出背后的裂痕。与其说这些裂痕都是由“主宇宙”的打斗造成，不如说任何版本的幸福生活都难免与伤痕如影随形：“厨师宇宙”的职场竞争，“香肠宇宙”的中年情感危机，“演员宇宙”中的孤独与遗憾……

　　伊芙琳的行动完全是解域的，尤其是在她选择如同女儿一样“暴走”之后。她打破了“存在之域”的边界，让主体向不受坐标控制的“无形世界”全面展开。这也如影片标题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所暗示的，所有时空的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而不受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支配。

　　所以，《瞬息全宇宙》的结局打动我的地方，并不是母女在洗衣店外的剖白，而是在不同宇宙中的伊芙琳都做出了不同的行动，去追求同样的目标：保持善良，去寻找生命中的爱和意义。她们帮助同事追车挽救浣熊、听自己的伴侣用脚弹奏一首钢琴曲、和旧情人更是和自己的过去和解……与其说“洗衣店宇宙”的伊芙琳是所有宇宙的主轴，不如说这种存在危机与自我赋能成为了多元宇宙的融贯线。

　　这些不同宇宙的碎片就如加塔利所说，形成了一首“存在性迭奏”（ritournelle existentialles），它包含着来自不同世界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和声、复调、对位、节奏和合奏。而《瞬息全宇宙》仿佛就起到了这样一种诗学的作用：它在宽泛的意义上“重构主体化的那些认为稀少的、再奇异化的世界”。也正是在这个“自创生”的解域活动中，多元宇宙叙事完成了电影内外，对于伊芙琳、乔伊，以及观众的启发与拯救。

　　过度与僭越：非必要本身就是一种浪漫

　　目前，《瞬息全宇宙》在豆瓣上的评分从8.9分降至7.8分。很多差评都集中在用力过猛、笑话低端、节奏混乱上。也有很多人觉得，影片形式远大于内容，用一个天马行空的方式讲了一个陈旧的和解故事。除了反感和失望外，还有一种情绪叫困惑：有人在场景的切换之中完全失去了对叙事的理解。

　　虽然有一枚苦涩的内核，《瞬息全宇宙》确实把自己包装成了一出高速切换的热闹荒诞戏。除了所占篇幅较多的“洗衣店宇宙”“厨师宇宙”“演员宇宙”等，在接近尾声处影片更是把更多光怪陆离的宇宙通过高速切镜直接砸在观众脸上。在很多宇宙里伊芙琳画着更加离奇的妆，在一些宇宙中她甚至不以人形存在。

　　所以有人说，很久没有见过这种完全打碎你的时间认知的电影了。据主创说，他们把原本只能承载200页剧本的电影时长里塞进了300页的内容。这高度压缩的信息密度逼出了信息爆炸时代人们面对信息过载的迷茫。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两个多小时的版本甚至已经经过了多轮删减。连剧组人员都会和导演说，我们已经拍过太多够奇怪的场景了，但这个场景还是太怪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能理解《瞬息全宇宙》在最近一周的风评下降。除了文化差异，这部电影的很多花招在大银幕上会更奏效，比如伪结局，即在中途突然插入一个影片尾声的字幕。据说在北美放映时，这招屡试不爽。几乎每次都会有观众站起来离场。有部分观众因为不好意思退场再返回座位，还会在过道站着看完电影。

　　这种信息轰炸和媒介游戏导致的迷失体验，倘若不在一个封闭的、黑暗的、集体性的场所发生，而是在晃一晃鼠标就能查看进度条、也能随时暂停的电脑屏幕上出现，效果显然会大打折扣。有意为之的迷失体验，就会变成对“这电影有完没完”的不耐。

　　此外，《瞬息全宇宙》这种夸张的视觉风格，乃至有些矫揉造作的低级笑话片段，也像是一种坎普（camp）文化的体现。片中，乔伊在平行宇宙中所扮演的大反派角色，其高饱和度的撞色装扮、头上顶个贝果黑洞的夸张造型，都明显受到坎普风格的熏陶。关于坎普的讨论，最开始是在苏珊·桑塔格的《关于“坎普”的札记》中出现。在苏珊·桑塔格眼里看来，坎普的实质在于“对不自然之物的喜爱”，一种能把“严肃之物转化为琐碎之物”的活跃而旺盛的感受力。

　　简单来说，坎普“几乎是一种糟糕的艺术”。它伧俗、粗野、轻浮、过度、冒犯。坎普不只是反讽、讥讽——苏珊·桑塔格认为这是传统而一本正经的严肃手段——它真正的技巧在于戏剧性。所以你看到Jobu Tupaki拿着两根造型不可描述的香肠进行打斗，并不直接对任何范式或价值观进行嘲讽，但一种冒犯感和视觉冲击力无需解释就直冲观众面门。这当然是可怕的一幕，要不然在北美公映时，这就不会成为一个保守观众集体离席的节点。但就如苏珊·桑塔格指出的：

　　“坎普的最终生命：它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它是可怕的。”

　　“坎普的关键之处在于废黜严肃。坎普是玩笑性的，是反严肃的。更确切地说，坎普与‘严肃’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更为复杂的关系。人们可以以严肃的方式对待轻浮，也可以以轻浮的方式对待严肃之事。”

　　很难忽略的一点是，坎普爱好者不一定是酷儿人群，但坎普风格和酷儿文化的交织甚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乔伊，或者说Jobu Tupaki，在这部电影中成为了一个行走的坎普符号。乔伊和母亲的直接矛盾就源于她的酷儿身份。这说不上是个新鲜的话题，即使在北美华裔文艺作品中，以此为核心的佳作，也能追溯到《喜宴》和《面子》。但当坎普文化引入华裔背景的代际斗争中，这种鲜明的风格进一步可视化了横亘在血浓于水的两代移民之间的语言、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