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父亲走进矿山的日子

 

　　我的家庭是“一头沉”，父母长期分居两地。父亲在外边干工（80年代农村人把在外工作的人说是干工），常年不在家，母亲在家既要种地，还要照顾一家的老老小小。到农闲时，母亲得到爷爷奶奶的允许后，就会抱着我，领着姐姐到几百里外工地上去看父亲。父亲不是爱说话的人，所以从来不讲他在矿上的事。听母亲说，父亲是个要强的人，当班长的时候，矿上经常大干，父亲为了班上能月月拿到流动红旗，经常在井下加班加点，只要每天开饭时间听工地上广播里的表扬稿，那准有父亲的名字和他们班上叔叔伯伯们用汗水换来的喜人成绩。只要听母亲说起这些，我就会安静地坐在一旁，静静地听，心里则很自豪。

 

　　矿上的条件很艰苦。三岁那年，父亲回家探亲，临走时决定带我们去他上班的工地上去住几天。那时的交通不像现在这样方便，我们下了火车，因为没有班车和去工地的通勤车。父亲便抱着我、领着姐姐，和母亲拎着大包小包，沿着崎岖的山路徒步而行。路很不好走，在父母气喘嘘嘘的努力下，才爬上了一个小山头。坐在山头小憩的时候，很远跟上来了一辆往工地拉水的“解放”牌大卡车，父亲连忙站起来，摇手叫停。谁想车到跟前，本来准座三人的驾驶室已经挤了五个人，一丝空间也无。父亲无奈，只好抱着我、领着姐姐和母亲背着行李一直走到了工地上。

 

　　在朦朦胧胧的记忆里，我依稀还记得父亲住在山崖下那油毡做顶、泥巴密封着荆笆的简易房里。虽然房子简陋，但爱唱秦腔的父亲还是隔三差五地约上几个戏迷，操起二胡、敲着梆子、打着手锣，在宿舍里尽情地释放工作后的疲乏。有一次下大雨，红褐色的山水顺势而下，冲击着房子的泥巴墙，正在唱戏的父亲和叔叔们赶紧拾掇家伙，拿起门后的铁锨、洋镐到房后疏通水路，这才保住了房子，避免了一场“水灾”。

 

　　随着一天一天的长大，好动的我常会一个人偷偷在工地上乱跑。五岁那年冬天，姐姐放了寒假，母亲又领着我们又到了父亲干活的工地。依旧没有通勤车，我们下车走到父亲宿舍时，父亲还没有下班，和父亲同宿舍的叔叔看了一下手上戴的“上海”表，说父亲快要下班了，让我跟他去找父亲。本来就好动的我连忙紧随其后。趁他不注意，我偷偷跑到了绞车房，看着那又粗又黑的大钢绳顺着快速旋转的大轮子（后来知道叫天轮）往大黑洞里跑，黑洞里还有星星点点的灯光在不停地晃动。

 

　　我好奇地不住张望，看见陆续走出了三三两两弯腰驼背、步履蹒跚的人群。他们有的肩上搭着露出棉花絮子的棉袄、有的歪戴着黑色的竹矿帽、有的手里还提着一串串又粗又大的铁链环，我根本认不出谁是谁，个个都是蓬头黑面，谈笑间只露出了白白的牙齿。看到这些，我吓坏了，赶紧跑回了父亲的宿舍。当我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做饭的母亲时，母亲只说了一句话：瓜娃，怕啥？你爸就是成天穿着那要饭的衣服给咱挣钱哩！

 

　　或许就是那次所见印象太坏，过年的时候，我给父亲说让他别再上班了，不要再穿叫花子的衣服了。父亲呵呵笑着没有答应，没有过正月十五又回单位了。1984年的冬至，对我来说永远不能忘记。那晚天刚黑，我和母亲正在家门口烧纸钱祭祖先。远远的看见一道耀眼地灯光从村口照过来，母亲默默地看着朝我们而来的大汽车。车还没到家门口，我就看见是父亲单位的救护车。母亲也看见了，她拽着我的胳膊，快步跑了过去。救护车停在了我家门口，车还没熄火，门就打开了，下来了和父亲同宿舍的杨叔，父亲则手里拿着一副用劈开的锨把做成的拐杖紧跟着一颠一颠的下车。

 

　　父亲拄着拐杖，在母亲和杨叔的搀扶下进了家门。我随母亲进厨房准备做饭的时候，杨叔告诉母亲说，父亲在往汽车上装矿车的时候，不小心被掉下来的矿车轮砸到脚面，骨折了。看着母亲眼角里噙着的泪花，我知道，母亲心里很难受。从父亲回家直到他再去矿上的日子里，我们家生活也变得好了。母亲每天早早起来给父亲做两个荷包蛋，时不时包顿饺子、扯扯面，不断为父亲做我们平时很少能吃到的饭菜。

 

　　自从父亲那次受伤后，他们单位转到了另一处工地，父亲听说单位要建一个很大的煤矿，就急匆匆回单位工作了。让我高兴也让母亲欣喜的是，在以后的十多年里，父亲再也没有被安排下井工作。

 

　　上小学的五年中，只要遇到寒暑假，父亲都会领我到他工作的单位去玩。我也十分高兴，因为能到井口去看拉煤矸的小火车、能隔三差五地在父亲上班的商店门口看电影、能吃到大食堂里香喷喷的卤面，还能吃到外面小餐馆卖的羊肉泡馍……。但也有不高兴的时候，就是父亲白天去县城为单位的商店进货、晚上还要和爱好唱秦腔的叔叔们骑上自行车带着我到农村租房的叔叔家里去唱戏，我那时候不喜欢听戏。

 

　　1990年，转眼我要上初中了，那时在老家学校在离家有四里多路，按理是要住校的，但因为我不习惯住校，每天就和姐姐早出晚归。有一天早上，我和姐姐上学迟了，为了赶时间，我们顺着有十几米深的沟沿抄近路。突然，我脚下一滑，姐姐眼疾手快使劲拽了我一把。我慌忙弯了下身才稳住身体。真怕人，差一点就掉深沟了。晚上回家，姐姐跟母亲说怕耽误她考高中，又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学，要求我和她住校，我没有反对。我们都没敢告诉母亲，我差点没命了！住校后，学校条件很差，我们同学都睡在铺着麦草和褥子的地面上。因为潮湿，加上那个睡通铺，我在快放寒假前染上了疥疮。父亲春节回家，知道我们学校的条件不好，离家又远，就和母亲商量让我随他去单位的学校上学。虽然母亲舍不得我，但还是答应了。

 

　　春节过完，我就和父亲到了他的工作单位。抬头是天，环望是山，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完全和我童年到过的地方没有两样，我心里很失望。不过，父亲的宿舍变成了砖混结构的平方，地板也全部变成了水泥。去学校报名的时候，虽然那个学校没有我在老家的学校那么大，但说着标准的普通话老师帮我报名，带我进教室，让同学们欢迎我，确实缓解了我心中惆怅。

 

　　就这样，我一直跟着父亲，直到读完了初中，后来考了技校。转眼技校毕业了，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听同学们讲自己的父亲如何托关系、找熟人，给他们找门路。看到父亲无动于衷的样子，我便埋怨父亲不关心我。父亲听到我的牢骚，指着我的鼻子说：“要怪你，谁让你不好好上学”！父亲的话刺到我的软肋，我惭愧万分。技校毕业两年后，我和那些曾经吹嘘着托门路、找关系的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父亲工作的煤矿，我和父亲一样成为了家庭的顶梁柱。

 

　　如今，父亲退休七个年头了，我在煤矿工作也有十一年了，回想父亲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看看自己现在的工作环境，我不由得想对父亲说，爸爸！我非常感谢您带给我的精彩人生，我一定会记住过去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