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民父亲

　　我是农民的儿子，而且是世世代代的农民的儿子。

　　按照最近半个世纪流行的说法，很早很早以前，人类被分为两类，一类叫奴隶主，一类叫奴隶。过了一些世代，一类叫地主，一类叫农民。再后来，一类叫资本家，一类叫工人。

　　历史延伸到最近半个世纪，中国人的分类方法有所改变，一类叫做农业人口，一类叫做非农业人口。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他们的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他们在社会各种阶层和各种行业中流动的权利和机会，样样都判若天壤。在这个历史时期，除了死刑之外，政府对自己认定的坏人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像农民一样从事农业劳动。虚构艺术中对一个生命最大的折磨就是将他打入地狱变成厉鬼，在我们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则座实为打成农民。小时候我常常听大人说：“我们种田的还怕什么？我都已经是农民了，他再怎么治我也不过是让我种田，他抓我坐牢也还是让我种田，他还敢不让我干活？”一句牢骚话，表明农民已经卑贱到底。

　　说非农业人口生活在天堂当然是夸张，说农业人口因为命运没有变数而生活在地狱，却基本恰切。

　　我的老家是都昌县鸣山乡万家湾村，与鄱阳湖隔一座山，这座山就叫鸣山，家乡因此而得名。这个村是鄱阳湖地区自然条件最好的村落。我十来岁的时候村里有300多人，现在大概有500多人。除了两户杂姓，全村都姓万，是一个大家族。因为大山的阻隔，鄱阳湖每年的水灾不会危害到这里。在1949年以前村民只要愿意干活总归会有一口饭吃。连1960年饿殍遍野的时代，我们村也没有一个人饿死。但是在我成长的那些年头，人们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人们寻找一切可以下咽的东西充饥。我念小学的时候，常常跟小伙伴一起拿着糠粑边走边吃。长大一点之后，很羡慕公社大院供销社卫生院等等天堂里的人不用吃糠粑而能吃上白馒头。我17岁那年考上一所学校进城念书成为远近闻名的事件，人们当然羡慕我因为户口转为“非农业类”而改变了命运摆脱了地狱，但最基本的羡慕还在于我从此以后可以吃上一口饱饭。他们越是羡慕我，我越是知道我是农民的儿子。

　　走进大都市以后，我才知道实际上我们家乡山清水秀，比地狱漂亮多了。我这几年甚至常常想回家乡定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把家乡误读作天堂。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社会变革，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基本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农民依然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甚至是社会之外。我们考虑中国的问题，很少将农民视为中国的一个群体而纳入视野之中，很少把农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考虑他的需求、权利和感受。比如讨论图书馆博物馆等等文化设施建设问题，讨论健康保障体系、国民福利待遇、国民权益、老年人生活保障和文化娱乐、弱智残疾人员救助等问题，农民肯定不在其中。农民依然生活在屈辱和绝望的境遇之中。

　　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富足的日子，但一回到农村就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我的穿戴比他们好一些，回家过年是坐硬卧，他们则是坐硬座，有的甚至是站回来的。他们每年在外面奔波，外出打工大多是做泥瓦匠、木匠，基本上在汕头一带搞土建。打工很辛苦，却赚不到多少钱，一年到头夫妻双双也不过能攒下几千块钱，有的到年底还拿不到全款，也许仅够回家的路费。在政府总理出面讲话之前，政府没有什么有力措施为农民讨工钱。许多人的工钱一拖几年，最后甚至竹篮打水一场空，农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申诉，没有任何法规或者政策能够真正维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

　　那些在汕头打工的兄弟们多次邀请我到他们的工地去看看。有一次，我利用到广州开会的机会，特意到汕头去看他们。他们住的条件非常糟，一般是一幢房子盖到两层左右，有了一点框架基础，他们就住进去。条件好一点的用两块木板铺在地上当床，条件差的就是把水泥地扫干净，把被褥一铺就睡觉，我也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晚上。他们一点文化生活都没有，晚上要么上街闲逛，要么打牌赌博。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在外辛苦打工一年，可以赚到四五千块钱，这还必须是没有一点恶习的人。如果是喝酒、抽烟，花钱太多，余额就会小得多。如果有赌博的嗜好，那他就可能一年到头落个两手空空。有的人一不小心就弄得连回家过年的钱都没有，只好借路费回家或者干脆不回家。

　　有一年我在6月份回过一次家乡，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发现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全部出去打工了，有些年轻女子也出去了，在村里悠悠走着的多是老人和小孩，感觉空气里有几分凄凉。留下来的那些家庭主妇，大抵都是一脸的苍白、蜡黄，一看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足。她们除了要忙地里的活儿，还要操持家务，三顿饭就随便打发了。这些妇女的牺牲精神很强，只要是老公和儿子出去打工了，一般都舍不得吃点好东西，只有来了客人，才会想到买点肉吃。那次回到北京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满脑子都是农妇们严重营养不良的面容……

　　如果家人都平安健康，艰苦日子还算平静。家里一旦有人得了大病，或者碰上三灾两难，那么这户人家基本上就要拖垮了。在农村得了病不敢治、治不起的事情太多了，前几年，我见到外村一个六十岁的老头，乡村医生估计他有心脏病，他连到县城医院检查都不肯去。他说我都过六十岁了，还检查什么，管它哪一天发作，哪一天走都不算早。去年冬天，我村里有个兄弟叫万里民的，得了白血病，医生告诉他如果治疗得好，还可以活三五年，如果不治疗，连一年也挨不到头。但是他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来治这种病？没有几个农民之家有能力承担治疗大病的医药费，得了大病基本上就是等死。亲戚朋友再怎么慷慨解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春节期间，那个兄弟找到我，希望我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帮助呼吁一下，看是否能得到社会上一些捐助。我告诉他，写这篇文章很容易，但是我拿到哪里去发表呢？八十年代初发表这种文章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再发表这样的文章，已激不起多少人的关注和同情，因为大家听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已经无力顾及了。我帮他出了一个主意，先让亲戚朋友、社会各界帮助捐一点，再请一个人来就大家热心捐助他这件事写一篇报道，也就是不能采取这个个体生命痛苦的角度、而只能采取一个歌颂社会光明面的角度，这样的报道或许能够找到发表的机会？

　　这几年老在我心里盘算的事情，还有村里两个孤儿的命运。我的邻居万跃平，是我的侄子辈，三十来岁，年年在广东打工。两年前，他春节后刚到汕头不久，觉得自己身体不对劲，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肝癌。城里的医生问他是什么身份，他说自己是农民工。医生说，那你早点回家吧，想吃什么就吃点。这病你治不起，检查费就不收你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