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2)

　　《两地主》也是一篇讽刺性很强的特写，讲的是两个性格各异的地主。一个姓赫瓦伦斯基，是个退伍军官，好像没有打过仗。此人“心地善良”，但有一些“奇怪的见解和习惯”。他瞧不起无钱无势的贵族，对他们“决不肯平等相待”，至于对那些地位卑微的人，更是“不瞧一眼”，要是需要同这些人说句话，他的声音便变得“像公鹌鹑”。他还没有娶妻，很好色，在路上一看见漂亮的女人，便穷追不舍。他喜欢打牌，但只愿同身份低的人打，这样他可以随意呵斥。等到同省长或其他高官打牌时，他那态度便发生惊人的变化：满脸堆笑，整个人变得像蜜一样甜。他还喜欢抛头露面，在各种庄严的公共场合上表现不凡。他很吝啬，所以竟不愿意接受贵族长这样的荣誉头衔。他大概怕开销大，不合算。

　　另一个地主是斯捷古诺夫。他自称是“老实人”，办事“按老规矩”，生活中的一切都保持古风。可有时也会赶新潮：为了显示自己不落后于时代，十年前便从莫斯科买来一台脱粒机，可是一直把它锁在棚子里不用，心里便很满足。他待客十分热情，显得是个“好心肠的人”，然而对附近的庄稼人却很不客气：例如近邻的农家有几只鸡跑进了他的花园，他便大喊大叫，不仅把鸡没收，还要抓住那个进来赶鸡回去的小姑娘鞭打一顿。他对奴仆也很残酷无情。他吩咐人鞭挞奴仆，自己坐在凉台上一边喝茶，一边随着鞭打声的节奏喊：“啪啪啪！啪啪！啪啪！”他对那些不够听话的庄稼人就更狠心了，把他们“送去当兵，把他们东一个西一个地拆散开来”，即使这样，他仍感到不解气，因为这样“也根除不了”。他还总结出一套理论：“老爷终究是老爷，庄稼人终究是庄稼人”；“如果老子是贼，儿子必定也是贼”。

　　在其他一些篇章中还描写了各种类型的地主，如蛮横地抢占他人土地的地主（“猎人”的祖父）；精神空虚、变着法子折磨庄稼人和家仆的科莫夫；穿着像马车夫，表面上对农民客客气气，可又使他们心里害怕的柳博兹沃诺夫；设立庄园“办事处”，通过一批爪牙进行管理的女地主洛斯尼亚科娃，等等。通过对这些地主乖僻行为和习性的描写，自然使读者联想到，在他们主宰下的黑暗王国里，广大的农民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揭示农民的悲惨命运，也是《猎人笔记》的基本主题之一。在屠格涅夫之前，利戈罗维奇的《乡村》和《苦命人安东》对此已做过一定程度的反映。在《猎人笔记》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因农奴制的长期压迫而变得极其可怜猥琐的旧式俄罗斯农民。例如《莓泉》中那个斯捷普什卡，他原先曾是地主的家仆，后来被主人完全抛弃了，结果落到“不被当人看”的地步，在人口调查簿上都找不到他的名字，连一份“口粮”也没有。他为了糊口，整天“像蚂蚁似的”到处觅食充饥。《利戈夫村》中绰号“小树枝”（即苏乔克）的库兹马，也是个家仆，在众多的地主手里被转来转去，被主人当一件东西似的任意摆布，先后充当过几个地主家的厨子、车夫、鞋匠、戏子、渔夫等角色，他被扭曲成一个毫无个性、胆小如鼠的可怜虫，以至于在那次涉水过河面临灭顶之灾时，竟不敢伸出手去抓住走在前面的“老爷”的衣襟。还有《两地主》中那个管餐室的仆役瓦夏，受了鞭打之后仍认为主子是个好人，是自己罪有应得，说主子是“不会平白无故惩罚人的”。书中的这类描写，显然是对农奴制的严厉控诉。
然而，书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作家从前人没有接触过的角度去发现农民生活的新的方面，那就是去表现农民的才干、创造力、优良品性和丰富的精神世界。

　　深受别林斯基重视和赞扬的第一篇特写《霍里和卡利内奇》率先为读者提供了两个别开生面的农民形象。一个叫霍里，为人精明、务实，有进取心和自信，他凭自己的勤劳和才智，为自己创建了较为独立富裕的生活。他思想开放，求知欲强，对国外的社会民生都感兴趣。他使人想起了彼得大帝，他也体现出俄罗斯人的精神特征：“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刚强”，“勇敢地面对未来”。另一个是与他性格迥异的卡利内奇。这是个颇具天赋和丰富内心世界的农民。他不像霍里那样务实，不善于安排个人生活。他是个理想派、浪漫派一类的人，热情而好幻想，爱好大自然。他有多种特长：养蜂、治病、念咒语、识天时，又能弹会唱，还识得字。他很尊重霍里，霍里也很喜欢他，他俩之间洋溢着友谊的“温情”：他有时给霍里献上一束草莓，霍里很欣赏他的歌喉，有时与他一起动情地唱起伤感的歌。有时他们也互相逗趣，友好地争论。这是作家为俄罗斯农民唱出的第一首赞歌，并为全书定下了主旋律。诚然，作家是在向世人宣告：在俄罗斯农民的身上“蕴藏着并成熟着伟大事业的未来的萌芽，伟大的民族发展的萌芽”！

　　《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中的卡西扬也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农民形象。他身体矮小瘦弱，不善于干活，可他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他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显得那么灵活、自在、惬意，确像是个大自然的宠儿。他能与各种鸟儿对歌、争鸣，能利用野草为人治病。他头脑聪明，善于思考，平常沉默寡言，但一旦打开话匣子，便滔滔不绝，活像个哲学家，说出一套套绝非一般农民所能说得出的哲理。他爱大自然中的一切生灵，认为一切飞禽走兽都有权享受自己的生命，有权活尽自己的天年。射猎它们是罪过的。他认为人类有自己吃喝的东西，那就是上帝所恩赐的粮食和水，还有祖宗传下来的家禽家畜。他自己却喜欢去捕捉夜莺，但他不是为了杀害它、食用它，而是让它使人们开心快乐。他说鱼是可以捕食的，因为鱼的血“是冷的，不是活的”。他认为做人“必须正直，这是最要紧的”。他感到“人间无公道”，他打算去“寻找真理”！在这里作家是何等热情地赞叹农民的纯真和善良，赞叹他们的道德力量。

　　《歌手》更像是一首赞歌，它既直接地赞美山沟里的农民歌手雅科夫的艺术天赋，同时也间接地赞美歌手身边那群农人的音乐鉴赏力。作家借猎人之口说，这位农民的歌声“蕴有真挚深沉的情感、青春的气息、力量、甜美，以及一种淡淡的哀愁”，说那歌声里跳跃着“一颗俄罗斯正义的炽热灵魂”，它紧紧地“抓住人们的心，直接扣动俄罗斯人的心弦”。接着作家描写了在场听众的反应作为印证。你看，猎人的心弦被“扣动”了，“涌上了热泪”，酒馆老板娘禁不住“发出低沉的、压抑的哭声”，老成持重的老板感动得“垂下了头”，眨巴眼压制着内心的激动而“扭过头去”，笨瓜“深深动情了，笨相地张着嘴巴，呆呆地站着”，穿破长袍的庄稼人“在角落里低声抽泣”，那沉着冷静的“怪老爷”也“涌出大颗的泪珠”，连雅科夫的竞赛对手包工头都听得“发愣”了。作家似乎在告诉人们：在俄罗斯农民中不仅有艺术天才，更有广大的能够欣赏艺术美的群众。可是作家又在后面描写了一幅令人“很不愉快的”画面，表现了这群农人醉酒后使人懊丧的丑态。这无疑是要发人深思：农奴制下的现实生活无情地扭曲了这些具有才华和美好心灵的农人，他们理应有一种文明的、适合于他们美好心灵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