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人那里

一

维尔金斯基住在蚂蚁街他的私宅里，也就是说住在他妻子的房子里。这是一座木屋，平房，这里没有不相干的住户。借口给主人过生日，前来开会的客人大约有十五人。但是这晚会丝毫不像外省的普通的命名日晚会。还在他俩同居之初，维尔金斯基夫妇就相互永远说定，因过命名日而宴请宾客是十分愚蠢的，而且“毫无乐趣可言”。几年来，他俩已经完全把自己与社会隔绝。他虽然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而且根本就不“怎么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喜欢孤独，此外说起话来还十分“傲慢”的怪人。至于维尔金斯卡娅太太，因为她干的是接生这一行当，单凭这一点，她就在社会阶梯上站在最下层；尽管她丈夫当过军官，她的地位却比牧师老婆还低，可是她身上一点也看不出与她的身份相称的谦卑。自从她极其混账和不可饶恕地同那个骗子列比亚德金大尉公然私通以后，就连敝城那些心地最宽厚的太太也都怀着明显的蔑视扭过头去不理她。但是维尔金斯卡娅太太却对这一切视若无睹，好像她要的就是这个。有意思的是，同样是那些最严厉的太太，在她们即将临盆的时候，却尽可能要找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即维尔金斯卡娅太太）来接生，而不去找敝城的另外三名接生婆。甚至县里面也常常派人来请她去给地主太太接生——大家竟如此相信她的知识、她带来的幸运和在紧要关头表现出的精明干练。到后来她就只到最有钱的富贵人家去接生了，她爱钱爱到了贪得无厌的程度。由于她充分感到她拥有的力量，到后来她竟养成一种无所顾忌、想干啥就干啥的性格。当在最显赫的人家接生时，说不定她甚至存心吓唬那些神经衰弱的产妇，说一些闻所未闻的虚无主义的话，置礼貌于不顾，或者最后竟大肆嘲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且这事正巧发生在求助于“神圣的东西”最有用的时候：敝城的军医罗赞诺夫也是一名产科医生，曾有根有据地证明，有一回，一名产妇在痛苦中大声喊叫，求助于呼唤无所不能的上帝的名字时，正是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的一句无所顾忌的话突然像“开枪似的”甩了出来，因而使病人吓了一大跳，竟促使她十分迅速地摆脱了负担，把孩子生了下来。但是，尽管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是个虚无主义者，可是在必要的时候，她非但根本不嫌弃上流社会的习俗，甚至也不厌弃从古代遗留下来的最具迷信色彩的风俗习惯，只要能给她带来好处就行。比如说，她无论如何不肯放过由她接生的婴儿的洗礼仪式，而且每次前去总是穿着一件带曳地长裾的绿色绸裙，把发髻梳成一绺绺大大小小的发卷，可是换了任何别的时候，她却邋邋遢遢，甚至还自我欣赏，颇为得意。虽然在举行圣礼时，她总是保持着一副“最放肆的模样”，因而使牧师与其他神职人员感到很狼狈，但是仪式一结束，她却一定要亲自去把香槟酒端出来（她就是为了这个才来，才梳妆打扮的），如果您拿起了酒杯而不给她一点“小费”的话，那您就尝尝她的厉害吧。

这次到维尔金斯基家来开会的客人（几乎全是男人），都带着一种事出偶然而又万分紧急的模样。既没有冷菜，也没有纸牌。在糊着极其陈旧的天蓝色壁纸的大客厅中央，有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桌上铺着一块大桌布，不过这桌布并不十分干净，桌上则有两只茶炊已经烧开了。桌子的一端放着一只很大的托盘，托盘里放着二十五只玻璃杯，还有一只编筐，盛着普通的法国白面包，面包切成很多小片，就像在贵族男子和女子寄宿学校给学生们准备的那样。斟茶的是一位三十岁的老姑娘，她是女主人的姐姐，眉毛浅得几乎看不出来，一头浅色头发，平常沉默寡言，心肠狠毒，但是她同意新观点，而在平常的家居生活中，维尔金斯基非常怕她。屋里的女士一共三位：女主人、女主人的几乎看不出眉毛来的姐姐，以及维尔金斯基的亲妹妹，一位刚从彼得堡赶来的年轻姑娘维尔金斯卡娅。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是位二十七岁的看去颇显眼的太太，人长得不难看，但有点邋里邋遢，穿一身透着有点淡绿色的家常穿的毛料连衣裙，她坐着，目光大胆地来回扫视着客人，似乎想用她那目光急着说明：“瞧，我根本不怕，什么也不怕。”至于那位新来的年轻姑娘维尔金斯卡娅，长得也不难看，是个大学生和虚无主义者，胖胖的，很结实，像个小皮球，红彤彤的脸蛋，矮矮的个子，她坐在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身旁，还几乎穿着自己的旅行装，手里拿着一卷纸，正在用她那迫不及待的、跳动着的眼睛打量着客人。至于维尔金斯基本人，他今天晚上感到有点不舒服，可是他还是出来坐在茶桌旁的圈椅里。所有的客人也都坐着，这样正儿八经地围着桌子坐在椅子上，使人预感到就要开会了。显然，大家都在等候什么，而在等候中，大家也大声谈话，但是谈的又都好像是些不相干的话。当斯塔夫罗金和韦尔霍文斯基进屋的时候，一切蓦地鸦雀无声。

但是为了把事情交代清楚，我还要冒昧地多说两句。

我想，这些先生前去开会的时候，的确都在愉快地希望能够听到某些特别有意思的事，而且他们前来开会都是事前得到通知的。他们都是我们这座古城里红得发紫的自由主义之花，而且都是经维尔金斯基精心挑选，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我还要指出，他们中间的某些人（不过为数不多）从前根本就没有来拜访过他。当然，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为什么要提前通知他们前来开会。不错，他们当时都把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当成从国外派来的拥有全权的密使；这想法不知怎么立刻就扎了根，自然，也使他们感到很得意。然而，在这些以庆祝命名日为名前来开会的一小撮公民中，已经有某些人接到了一些明确的建议。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已经在敝城拼凑了一个“五人小组”，就像他过去在莫斯科，如今查明又在敝县的军官们中间已经建立起来的那些“五人小组”一样。据说，他在X省也有一个这样的小组。这五个挑选出来的人现在就跟大家坐在一起，而且非常自然地装出一副最普通不过的平常人模样，因此谁也认不出他们。他们是（因为现在这已经不是秘密了）：首先是利普京，然后是维尔金斯基本人，长耳朵的希加廖夫——他是维尔金斯卡娅太太的兄弟，接着是利亚姆申，最后是某个名叫托尔卡琴科的人——这是个很怪的人，年约四十上下，以对平民百姓很有研究而著名，不过他研究的主要是骗子手和强盗，他经常故意出入各种小酒馆（不过，不仅是为了研究平民百姓），在我们中间炫耀他的破衣服、油毡靴、微微眯起的眼睛、别有城府的怪模样，以及故意渲染的民间俚语。还在过去，曾有一两次，利亚姆申带他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那儿去参加晚会，不过他在那里并没有给人留下特别的印象。他时不时到城里来，主要是当他丢了饭碗的时候，他在铁路上工作。这五名活动分子便组成他们的第一个小集团，他们满心欢喜地相信，他们这个小集团不过是遍布俄罗斯像他们这样千千万万个五人小组中的一个，他们全都隶属于一个庞大而又秘密的中央机构，而这中央机构也同样与欧洲的全球革命运动有机地保持着联系。但是，遗憾的是，我必须承认，即使在当时，他们之间也开始暴露出了不和。问题在于，虽然早从春天开始，他们就在等候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他即将光临敝地，先是由托尔卡琴科，后来又由先期到达的希加廖夫通知了他们；他们虽然等候他会带来非凡的奇迹，虽然他一声号令，他们就丝毫不加批判地立刻加入了小组，但是五人小组刚刚成立，大家又立刻抱怨，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无非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同意得太快了。不用说，他们之所以参加乃是出于一种宽厚的羞耻感，以免日后有人说他们不敢参加；照道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应该珍惜他们这种高尚的献身行为，起码也府该告诉他们一件最主要的不寻常的事以资嘉奖。但是韦尔霍文斯基根本不想满足他们合理的好奇心，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肯说；总之，他对他们的态度很严厉，非常严厉，而且形诸于色，甚至大大咧咧，漫不经心。这使他们非常恼火，小组成员希加廖夫已经在撺掇其他人“要求他作工作报告”，不过当然不是现在，不是在有这么多局外人的维尔金斯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