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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场第一大滑头

农民黄巢使了个不大的绊子,使伟大的唐帝国跌了一跤。跌出了一个五十四年的历史浅洼。因此,伟大的帝国产生了五个短命的王朝十个国家(五代十国)。有了三个值得一说的男人:柴荣、李煜、冯道。柴荣、李煜早有历史定论,只有冯道,似乎一直在历史的毁誉参半中,被后人喋喋不休。
   冯道(公元882—公元954),何许人也。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人。唐末时于唐哀帝天佑年间入仕。投奔父亲的恩人,占据幽州的刘守光作参军。这个刘守光曾有过如此豪言壮语:“我地方三千里,带甲三十万,直作河北天子,谁能禁我?”(《资治通鉴》卷268)。五代十国时期,遵循的完全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游戏规则。比如后晋安重荣一言道破天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邪?”(《旧五代史"安重荣传》),刚出仕的冯道,饱读圣贤之书,应该是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对这位自封的燕帝,以书生意气行事,欲用先贤的微言大义规劝刘守光止戈息兵、尊道勤王,却被打入牢笼。险些丢了性命。
   这次厄运给冯道很大的打击,可谓痛定思痛。身处乱世,一介书生想以圣人的安身立命、兼济天下的理想而有所成为,估计比登天还难。燕帝兵败,冯道改投奔时任河东监军的宦官张承业,被任命为巡官。由于他广博的才学,在这些军阀横行霸道的年代,不管他们是附庸风雅,还是真心地求贤若渴,书生们倒是有些用场的。冯道由宦官张承业推荐给晋王李克用,亦被任命为河东节度掌书记。
   这个李克用,乃是今山西境内的沙陀部酋长,曾参加镇压黄巢起义。唐昭宗封他为晋王,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朱温灭唐,他和众多节度使拥兵自立,均以拥护大唐王朝为名,发难于 “出了头的椽子先烂”的后梁。龙德三年(公元923),其子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即位,是为庄宗,改元同光,国号唐,史称后唐。
   后梁末帝朱友贞自杀,后梁灭。李存勖称帝后。因冯道工作尽职,深得李存勖的信任,便屡被升迁,任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正在他仕途得意之时,其父去世。尽管李存勖刻意夺情留用,但冯道依然丁忧还家。这期间,北地契丹之主耶律德光因慕冯道声誉,试图把他虏走为其己用。因边防军防守严密,未能得逞。
   等冯道归来,已经改朝换代。李嗣源继位,即后唐明宗。李嗣源有次询问起丁忧的冯道,感叹道,这是我期盼的宰相。这个半文盲的军阀,果真精通几分用人之道,对冯道言听计从,使战乱频繁的五代十国,出现了暂短七年的休养生息的局面。
   长兴四年(公元933年)明宗死,李从厚愍帝继位。冯道继续担任宰相。唐应顺元年(公元934年)二月,李嗣源养子李从珂打着“靖难”的旗号,起兵造反。类似明建文年间起兵“靖难”的永乐皇帝。只是前者与后者有天壤之别,前者只不过是一个无安邦治国之能的野心家,后者却历练成一代雄主。
   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是明宗的女婿。他趁后唐内乱。以幽蓟十六州为代价,并拜比自己大十一岁的耶律德光为父,引狼入室换取契丹人支持。时为主将的刘知远极力反对,石敬瑭一意孤行。不久灭了后唐政权。
   中国历朝历代深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筑长城之举就是为了抵挡这种侵扰。石敬瑭割地,可以这样认为,将中国的北方屏障,为这一已之私利,毫无保留地送给了北方侵略者,使之古代中国屏障成为他们的后花园。其实得到的只不过是委曲求全的儿皇帝梦想。为了回收这一天然屏障,大宋帝国在这三百余年间亦无能为力。直至明太祖朱元璋派徐达北征才得以回归中原,时已过了四百三十年。
   石敬瑭这种双开先河的大汉奸,于清泰三年(公元936)十一月。契丹之主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帝,是为后晋,改元天福,国号晋,史称后晋。七年,石敬瑭死,侄子石重贵继位,即为出帝。他对契丹称“孙”而不肯称臣,遂使契丹南侵。契丹人攻下开封。后晋出帝被北人虏去,后晋灭亡。
   耶律德光称帝,建国号为辽。契丹灭晋。辽太宗耶律德光入开封。冯道曾以六十高龄出使契丹。凭着耶律德光对他的礼遇,拜见辽太宗(一说应召)。辽主讥讽他所侍奉的晋帝国那里去了,他口诘不能言。又问他为何入朝,他回答倒也直率机智:“无城无兵,怎么敢不来?”耶律德光辱骂他:“你是什么老子(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耶律德光认定此人徒有虚名又不构成任何威胁,亦可为辽帝国发挥其余热。任命他为太傅。
   有一次又问政于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鉴于辽兵对中原杀戮太甚,中原人有灭绝种族之忧。冯道委婉规劝:“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皇帝救得。”《新五代史"冯道传》认为:“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这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人的残暴。
   耶律德光死后,汉人乘机反抗契丹军队。驱逐了辽将麻答。冯道等到战地慰劳士卒,军心大振。失地收复后,推举冯道为主帅,冯道以自己是一介儒生为由拒之,选择军事将帅。
   石敬瑭主将刘知远为后晋的河东节度使。辽人北撤时,他于开运四年(公元947)二月在太原称帝,是为后汉高祖,仍沿用天福年号,史称后汉。刘知远死,乾皊三年(公元950)冬,隐帝刘承皊不甘受将相所制。杀权臣,又派人去谋害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郭威,谋杀败露,激起兵变。郭威起兵灭了后汉,见冯道,试探可否称帝。冯道似无任何表示。郭威打发他接刘崇的儿子来继位。没等冯道回,郭威已在开封称帝。冯道回到京城,郭威依然拜其任宰相。
   冯道所处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为频繁的时代。他一生除篡唐的后粱帝国外,所侍奉朝(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再加上契丹。十一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辽主兀欲)。八皇帝。
   冯道的一个为官的特点就是因“劝进”有功被拜为宰相。在易代之际,冯道会适时劝进。李嗣源时,率百官为李嗣源献上《上唐明宗徽号册》。李从珂推翻唐愍帝时。冯道命火速递上劝进文书,书呆气甚重的中书舍人卢导称应等待太后之命。冯道则说:“事当务实。”于是,冯道以后唐帝国九千余名大小官员对李从珂“劝进”,并献上《唐末帝即位册书》。石敬唐灭后唐建立后晋。冯道献上《请上尊号表》,尊石敬瑭为“圣明文武恭孝皇帝”。几年后,又献表《请徽号内加广道法天四字表》,为这个历史上最无耻的割地敬供的“儿皇帝”在原尊号上再加 “广道法天”。郭威灭后汉后,身为后汉太师的冯道亦如从前,率百官献《请上尊号表》,为郭威献上“圣明文武仁德皇帝”的尊号。迎奉郭威时,对这个过去的同僚,现在的新主子,感叹道他全族遭屠杀而夺权之不易,一句话弄得郭威百感交集。
  
   二、毁誉参半贯古今
   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五代十国》中,这样评价冯道:“五代史中的冯道,是一位相当离奇的人物。他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冯道所作《长乐老自叙》,一篇简短的自传,内中列举他的官衔,倒占满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为鲁国公,也被封为梁国公、燕国公、秦国公和齐国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认冯道并非因谀见宠,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种贤良的名誉。《旧五代史》说他‘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镇俗为己任’。《新五代史》也说‘道既卒,时人皆共称之,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这称誉如此’。而且新旧两史一致认为契丹之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之力为多……”
   由此,我们可以认定,冯道先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官僚,生处乱世,时局怎么动乱,他都能力挽狂澜于既倒之时,使自己永远立于高位不败。生前享尽荣华富贵,死后葬礼达到万人空巷,纸钱飞扬使道路两旁树枝染成灰色。后周世宗罢朝三日以示悼念。最后被周世宗追封为瀛王。
   他自我的评价三不欺:“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而且是“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 称自己“上显祖宗,下光亲戚”。冯道称赞自己“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这使人无法把他的经历和这种自我评价联系起来。
   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对他赞誉有嘉。冯道去世正好是七十三,与孔子同寿,故“时人皆共称叹”。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
   欧阳修以春秋笔法点评冯道:“(冯)道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他还对冯道的《长乐老自叙》斥责:“当是时,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道方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司马光更与之趋同:“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
   南宋刘因诗形象地讽刺了《冯道》:“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朝唐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
   明清时期的王夫之、王鸣盛、赵翼等人认为冯道之作为,亦表示不同程度的蔑视和批判。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则是一种宽容和理解的声音(王安石与司马光两大政治集团阵营,对历史人物评价,也大有不同)。认为冯道之所以忍辱负重,乃是接济天下苍生为念的行为,是真正的儒者。王安石这样评价:“(冯)道在五代时最善避难以存身。”清人王士禛在《五代诗话》中称:“王荆公(安石)雅爱(冯)道,谓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行。”明代李贽评价:冯道之所以“历事五季之耻”,是因为“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焚书-卷五》)。
   到了当代,两种相反的声音依然交替出现。文化学者余秋雨在《历史的暗角》这样写道:“身处乱世,冯道竟然先后为十个君主干事,他的本领自然远不止是油滑而必须反复叛卖了。被他一次次叛卖的旧主子,可以对他恨之入骨却已没有力量惩处他,而一切新主子大多也是他所说的信奉‘事当务实’的人,只取他的实用价值而不去预想他今后对自己的叛卖。因此,冯道还有长期活下去不断转向、叛卖的可能。我举冯道的例子只想说明,要充分地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一个人的人格支出会非常彻底,彻底到几乎不像一个人……”就是说,冯道是典型的小人。
   而当代历史学家葛剑雄在《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中认为,他为了天下苍生而“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似乎是典型的把历史人物当代化,我观有些牵强附会了。
  
   三、古今为官第一人
   我们评论历史人物,往往会犯两种错误。一是把他们把包装打扮后为我所用,借历史人物之言行为已所用,支解历史人物,对他们多会断章取义,甚至是妄自猜度;另外一个则是脱离历史人物的时代和环,不考虑当时的复杂因素,轻率加以定论。
   五代十国是个非常荒唐的时代,短短的五十余年,居然藩镇各行王事,甚至可以把条阴沟两头一堵,就成就了一番帝王大业。这就是唐代“藩镇之患”遗害。因为这个时期的节度使能拥兵自重,有条件在自己战区实现军事管制。今天你杀过来,明日我杀过去,成亦王,败亦寇。大小军阀如走马灯地上演着一幕幕闹剧。
   中国有句古话,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圣人也有名言,即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身处这样的时代,便是大大的不幸了。冯道早年是一个书呆子型的儒生,“大雪封门,尘埃满座”也要读书。是以书虫之名薄誉本地。被刘守光看中。因几句大胆之言,犯了牢狱之灾。对于他的处世,取到了关键警醒的作用。我们难以定论,冯道的《偶作》是牢狱之灾前,还是释放之后,这首自叙诗,对于他今后的生存行为有了充分的诠释。
   对冯道最大的非议,是关于他的“大节有亏(乾隆帝《贰臣传》)”,即对君王不忠。当冯道劝进末帝李从珂时,李从厚尝未被害,是三天后被人毒死。晋高祖石敬瑭病重托孤于冯道,有个很是感人的场面,他让宦官把自己的幼子抱到冯道怀中。石敬瑭死后,冯道作为顾命大臣,却听凭石敬瑭的侄子继位。从这两件事来看,冯道缺忠信之人,乃无耻之尤。
   从古代中国的忠君思想出发,对冯道自然要大加鞭挞,所以司马光先生可以说做到一言九鼎。他认为冯道“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经历了唐代大帝国以来的明君圣主的冯道,自然一眼就可以分辩侍奉过的五代十国君主的成色了。这些平均不到三年一换的君主。如唐庄宗李存勖通过兵变夺权、明宗李嗣源还算有几分作为,只能世人几年安稳,却埋了可怕的隐患。愍帝懦怯无能、被明宗养子末帝打着“靖难”旗号夺了权。说到晋高祖石敬瑭,乃是千古无耻之徒、出帝自以为有几杆枪,轻易夺了侄子的王位。后汉高祖、隐帝均为短命君王。周太祖灭了后晋,周世宗又被赵宋代之。辽太宗耶律德光残暴滥杀无辜……我们暂且不说这些君王个人操守和德行。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多是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稍有作为者,也洗刷不清其罪孽深重。
   纵观冯道在这些短命王朝的作为,他并非一味阿谀逢迎于君王。曾多次被排剂被外派,出使人人惧怕的契丹。即使身居高位,往往是虚有其名,奉行“无为而治”也是不得已的策略。后唐明宗还算小有作为的君主,值得为其效劳,也只有七年之痒。就算他忠心于王朝,捍卫于王朝,这些短命的王朝,往往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人人自危,又能有何作为么?他从仕三十一年,为相二十余年。如果他遇上三国时代,也许混不下去,恐怕拉去杀头;如果他生于康乾王朝,他的入仕也只有一半时间。所以他感叹自己没有遇到明君,不能天下一统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人曾在《历史是棵歪脖子树》中,也谈及过冯道,并试图从文化上来对冯道们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孟子的思想激励了千百年来的仁人志士们艰苦卓绝地奋斗精神。我们不禁要想,他的思想是不是还可以给人另外一种思维途径呢?比如他有一个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有多种诠释的途径。
  “他的著作在洪武三年被删改几十处。朱元璋用十足流氓腔辱骂他。如果这个老东西生在今天,必定把他废了。到了他儿子朱棣时代,他也亲定孟子的删节本。既然统治阶级如此反感亚圣,这种文化却得以成活,必须是活在人民心中的。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是通过人民的眼睛来看,天是通过人民的耳朵来听)。’
   “这些贰臣有如冯道者,从孟夫子“君为轻”获得了心理基础,从而得出不管谁做皇帝,只要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就有功于国家社稷了。于是,男权统治的中国,曾绽放出一团烈焰的花朵,就是武氏王朝,生活在武氏淫威之下的狄仁杰们不也是基于这种心理得以生存而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么?”
   冯道是饱读经典学说的儒生,又是中国官刻经典的首创官僚。他不会不反省的言行,是否合大义,讲气节,忠君利国。但他处在这样的时代,无法给予他这样的土壤。他并非那种酸儒,腐朽而又不知变通。我认为他选择了一条即可以自保,又可以利国利民的途径。你们谁来做君王,请由你们的“拳头”说话,请把你们的政权交给我,由我来为你们治理。
   我相信从孟子的“君为轻”为冯道的行为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儒家知识分子,十分讲究“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之修养。对于冯道,他的安身立命就显得异常重要了。连司马光也不得不认为处在乱世的冯道,个人操守是不错的。正如冯道自己总结的那样。“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唐庄宗时,丁忧在家,因为故乡闹饥荒,把自己的财产一散而尽,救济灾民。住在草棚,面对地方官僚送来绸缎和美食,并不为之所动。绝不贪财敛财。
   随耶律德光北行,遇到被契丹人虏走的中原女子,用钱赎回,或寄放于尼姑庵里。他一生娶一妻一妾,不贪恋美色。身居相位,往往会接收到奉送的美女,会遣返回家。对美色如此节制,就是当代,也不是多少人可以做到的。
   在动乱年代,身先士卒,常与兵士打成一遍。投奔晋王李克用时。住草棚睡在草堆上,冯道与随从、仆人一起吃喝,并不在意。
   遵循为臣之道,采用灵活委婉的讽谏、规劝皇帝。如唐明宗时,冯道曾谏明宗“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兢兢业业,臣之望也”。关心民间疾苦,向明宗推荐《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冯道期盼皇上居安思危,以天下苍生为念。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在两次与契丹周旋的过程中,他表现出超人的智慧,和外交家的风范。一是六十岁出使契丹,面对滞留北地险境,顺利脱身。耶律德光灭晋南下,占住开封一带。冯道尚在南阳,以他之高位和影响,随便去那个地方政权就可以如鱼得水活着。却赴开封见辽主,风险系数很大。以他的一贯明哲保身,何致于冒如此风险?他的行为完全是邱处机之于成吉思汗。正如后世所誉“如诸佛菩萨行”。至于他在后汉时所作的《长乐老自叙》,属于个人经验和感悟,拿出来鞭挞和嘲讽,似乎有些过份了。
   一个人总处在国将不国的状态下生存,重个人操守不仅是自律,还是向这个乱世的一种显示节操。
   如上所述,他是中国对儒家经典的首创官刻者。处在这样的乱世,做出于后代功莫大焉的大事,这是要大书特书之事。当时计划刻印九种经书,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雕印工作,从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开始,到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才全部完成,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用了二十一年的时间。共印经书十二部。除《九经》之外,还包括《论语》、《孝经》、《尔雅》,同时还刻印了《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部字书。自此,这一历史上最早的、由冯道组织实施的大规模雕印工程完成。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他只用这一件事情,就足以向后世表明。他之所以能历经五代而不败,
  
  其精神支柱是什么了?
   一个朝不保夕的时代,会产生一种风气。比如明未清初之时,一会李自成打进北京来,百官谁不是争先恐后迎奉新主。努尔哈赤的子孙进京,又有几具硬骨头呢?五代十国如果用被叛和变节来衡量,估计找不到半个完人了。
   宋初名相范质对冯道的评价很高,人们认为他如此赞誉自有原因。因范质本人也有侍奉二朝、侍奉二主。他先在后周任宰相,后任北宋开国宰相。宋初一批名巨如赵普之流,又有几个屁股是干净的?
   说到时代风气,我还可以举几个例子:当时有一个叫张全义的人,字国维,濮州临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人。张全义先效忠藩镇势力,后降唐。唐昭宗赐“全义”名。唐被朱温灭,张全义请求朱温遂赐名。后梁被后唐灭。张全义归降后唐,请求恢复原名。这完全是一副小人嘴脸,不可以与冯道同日而语。但他一样官运亨通,后梁时他曾被封魏王,后唐时被封为齐王。
   杨凝式。字景度。华阴(今陕西华阴)人,据说他是隋朝越国公杨素的后代,祖辈均为唐朝的宰相重臣。朱温纂唐,要时任宰相的杨父给朱温送传国玉玺。杨凝式当时年轻气盛,认为父亲杨涉此举尽管保住了荣华富贵,必遗骂千年。斥责完后,却后怕起来。只好装疯。朱温登基,依然请杨涉担当后梁的宰相。他亦在后梁任职,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改姓之王的齐王张全义两次提拔他。后梁被后唐灭,杨凝式以“疯”名升了官,当上知制诰,起草皇帝诏书。后唐明宗在位,封其中书舍人。后唐末帝李从珂封杨凝式为兵部侍郎。有次末帝阅兵他“疯病”大发,使阅兵无法进行。也没有被惩罚。后唐灭。后晋立。杨凝式被封太子宾客。后唐灭,后晋建立,杨凝式又做了太子宾客。后周世宗继位,又下诏让杨凝式回朝任职,升为左仆射,另加太子太保之衔。
   从唐末到后周。杨凝式经历了五个朝代,如加上唐代,应是六个。他比冯道还要多任职一个中原王朝。据说杨凝式活了八十二岁的高龄,甚至有史称他活了八十五岁。与冯道相类似的经历,为了躲个灾祸,装疯行事。历五朝而不倒,善终八十二岁,堪称奇迹。
   五代十国产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石敬瑭割取幽云十六州给契丹。石敬瑭的行为只是让守城之军一些零星抵抗外,却没有当时朝野对这件事情太多的记载。如此大事,未曾遇到太大阻力,天下舆论似乎平静,令人匪夷所思了。从另一角度看,短短的几十年,中国人的血气淹没在军阀混乱之中。
   还是这位司马光先生,面对五代十国这样的历史,着实大有难处。他认为 “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才算得上忠。可是在“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不能要求群臣都应殉国。但又对冯道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当我反复吟读冯道的《偶作》时,“莫为危时便怅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我看出冯道的实用主义精神,也看出了他“虎狼丛中也立身”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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