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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折(第六节)(2)



    “据说给民办中学的教员订下三十块工资。”我说,“有这点收入,我们可以买点书,买点稿纸,也能……买一盒烟抽了……”

    “哈呀!我可不为五斗米折腰……”

    我这时就说不出话了。我的家境,似乎比他的已经很困难的经济状况还要糟,我得折腰去挣那三十块钱的月薪。我不能忘记,为了去市里听那一场文学讲座,我怎样难为情地向父亲提出了要一块钱的盘费。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不能再为一块钱向父亲张口,我宁愿去做那种其实我也不大喜欢的教师的职业。

    “你愿意教学,你就考去。”他说,“我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当然,我不是像邢燕子那样扎根农村,我是为了文学,为了我追求的文学事业,同样要扎根。”

    “民办中学是公社办的,也没脱离农村嘛!”我听到关于扎根的话,忍不住申辩我的见解,“在农村的民办中学工作,接触的生活面更宽了,比在自家门口能更多的见识世面……”

    “柳青在皇甫村住下快十年了,写下了史诗。王汶石在渭北,听说在一个村子里,挨家挨户座谈访问,你看他写的那些短篇,绝了!我现在下定决心,有三个规划——”惠畅最近的思想活动,显然已经因为《小河秋高》的发表而大大地受到鼓舞,有了更大更远的考虑,“第一,我今年冬天,对我们村的社员,挨家挨户调查研究,给每一个家庭都写一部家史,一来配合团支部的阶级教育活动,二来我可以深刻了解农民和农村。说真的,我虽然生在这个村,人都认识,可不大了解他们,尤其是解放前的生活……”

    不管他不愿意教学多么使我丧气,也不管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说法使我多少有点不愉快,而他的这种为进一步发展创作的扎实的打算,却不能不使我佩服。是啊,我和他一样,解放那年进学堂,直到毕业返乡回到家中,对农村的实际有多少了解呢?对生活在一个村子里的百余户农家里的种种人,过去和现在,能知道多少一点呢?在读了《创业史》和王汶石的短篇小说之后,我已经深切地知道自己对农村的所知所感是多么浮皮潦草!而惠畅的这种打算也正切合我的思索,就深表赞成:“这当然……非常好了!非常有必要!”

    “第二,培养我的夫人。”他笑着说,“从长远考虑;光叫她缝衣做饭不行呀!我已经给她制定了三年学习计划,从认字开始,三年内阅读五十至一百本小说。每天写一页大字,一页小楷,练习书法,将来好给我帮忙。计划已经开始实行,秀花,把你写的大字拿出来,让我们欣赏……”

    秀花从针线上抬起头,红了脸,嗔爱地呀着嘴,腼腆地又是幸福地笑笑,说:“见不得人……我才学,你胡吹啥嘛!”

    他却不以为然,从桌上翻出一本用黑麻纸装订的本子,那上面布满秀花的歪歪扭扭的墨迹。

    我知道那是一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农家媳妇的笔迹,鼓励是自然的。我从这两项计划里,已经感觉到惠畅的那种强大的心劲了,一个月薪三十元的民办教师的工作,怎么能与这样强大的心劲去抗衡呢?

    “昨天接到《春雨》杂志一封信,我的那个《播种记》,他们准备采用。”惠畅说得很平静,像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更没有第一次发表《小河秋高》时的狂热了。他笑着,像是鼓励我,“他们让我修改一下,提出的意见基本跟你相同,我倒佩服你的欣赏能力,那回你对《小河秋高》的意见,我没同意,结果省报发表时,把那一段删了!你看毛病看得很准……”

    他的创作上的顺利进展,倒促使我想尽早地离开村子,希望到那个民办中学去教学。他已经跨上第一级台阶,正信心百倍地向前阔步进发。我依然信心不足,我不知我这一辈子能否发出一篇作品来。我并不惧怕农村里的沉重的体力劳动,我的比惠畅还要强壮的体格完全可以适应农村里最繁重的农活。我盘算在教学之余,一定会有更多的剩余精力,从事读书和写作……我决计去投考民办教师。

    他送我到村口,水泉边是我们分手的老地方,似乎带着同行已久而终于走到一个岔道口了,我们都有一种分手的感觉。

    “杨琴茹不久前来了一封信,她也在省报上看见我的小说了。她说她剪贴了那篇小说,由不得每天晚修课后拿出来看看……”惠畅动情地说着,随之一挥手,“我们要干的事业,路还长哪!我不能让她把我的思想搅得纷纷乱乱,我要集中心力,走我的路,所以我要把她彻底排除,下决心培养秀花。秀花不错——这女子真是不错!我发觉我对她的感情日渐深厚了,她前几天到娘家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看书,感到孤单了!我突然想她了,第一次——结婚一年多来,我第一次感觉到离不开这个女人了!黑天半夜,我赶到她娘家,造谎说我妈有病,把她给叫回来了。一出她娘家村子,我就笑着说其实屋里谁也没病,是我想她了。她高兴死了,抱住我的脖子直叫哥,说我想她,她都要高兴死了……你看看,人的感情原是可以培养的!”

    我的直接感觉是,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爱情上的割舍,以集中全身心的力气去走自己的路,这无疑给我以强大的冲击。

    我参加了民办教师的考试,在百余名应考者中,我是被录用的四个幸运儿中的一个。我背上念书时用过的那一卷简单的被褥,到社办中学去任教了。临走时,我和他作了告别,约定每周六我回家时,晚上聚面。话虽这样说定了,后来的生活实际却无法保证。作为先行者,他的新作一告完成,就急于送进邮箱,等不及听我的意见了。另外,我所去的民办中学,简直无法预料它的简陋。仲同志只交给我们两座古庙里的房屋,说是暂且“艰苦奋斗”,至于学生必需的桌凳,他说也要“自力更生”。于是我们就用土坯垒泥台阶,上面搭上木板,算是桌子,凳子只好让学生“自力更生”,从家里自带……无论如何,民办中学还是开张了,破旧而荒凉的古庙里,传出读书的声音了。

    我也无法保证周六晚上去找他,民办中学太忙乱了。我们常常没有休息日,礼拜天用来做义务性劳动,整修学校。加上我刚刚走上讲台,业务生疏,需要更多的时间熟悉教学。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日趋减少,甚至一月俩月也难得聚面一次。我常常回忆和他在一起的情景,躺在水里,仅剩的一支“航运”牌纸烟,换着口抽;坐在马罗的庵棚前,胡说。那种生活结束了,我做了为人师表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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