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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折(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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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节课的上课铃声响了,乔老师又夹着课本走出屋子去了。她问我上不上课,我说早上的两节课已经上完,她释然坐下来,又不放心地扫瞄了屋内,再瞅瞅窗外,看看没有什么危险,就压低声儿,说:“你哪天闲下了,到我屋去一下……”她的声音哽咽了。

    “到底咋回事?”我也急忙问。

    “他……”她难过极了,压抑着哭声,“他要走绝路……”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顿然麻木了。我已经知道,“四清运动”中,他家的成分变了,由中农一下子升格为地主,他的父亲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了。我早就担心着他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他的梦想当作家的强烈愿望自然要彻底破灭了,而他的那种自信和浪漫的气质,又怎样能够委曲得下呀!我早已盘算着去看看他,给他一点虽然于事无补,却也能得到安慰的劝解。可是,“四清”一开始,就向全县所有机关、学校、商店和工厂,传达下严格的禁律,在“四清”进行的整个半年时间里,不许干部和职工走亲访友,暗地串通……正常的礼拜休假也宣布取消了,有事须得向工作组请假。我已清楚地知道,一旦被划入敌对阶级的阵营,他的屋前屋后,日夜有民兵放哨,我是无法进入他的那间小厦屋的。大约一周前,“四清”运动宣布结束,从城里来的大批下乡干部,背着被卷,从各个村庄出来了,在公社集中,然后分乘卡车回城里去了,只留下少数干部做运动之后的善后工作,主要是防止刮起翻案风来。禁令解除了,我们也将享受半年来的第一个休假日,我原来就打算周六晚上回家去看惠畅,谁料秀花反而找我来了,可见问题是很严重的。

    “他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秀花说,“一天三晌去出工,回到家里,不抱娃也不担水,坐在门槛上,两眼死瞪瞪地老是盯着一个地方。我劝他,他根本听不进去;我想狠声骂,又不敢!晚上,他不睡觉,在院子里走过来,走过去。我把他拉回屋,停不了一会儿,他又出去了,在院子里来回走……”

    我并不惊奇,几乎是我预料中的事。

    “有天晚上,半夜了,他在院子转来转去,我也睡不下,他一下子奔回屋,把我从炕上拉下来,叫我给他寻一本书,他要看书!我说哪里有书嘛?他叫我到你屋去,随便借一本啥书都行。我说黑天半夜,让民兵知道了,了得!”秀花抹着眼泪说,“他不敢逼我去借书了,在院子里扯自个的头发,扣自己的胸膛,我抱住他,叫他打我,我说你想看书想急了,没处出气,你在我身上出吧……”

    我有点忍不住,鼻腔里酸酸的,这个只上过四年小学的农村女子,真是太伟大了。她所能给予他的一切,还有什么没有给予呢?没有了。

    “工作组撤走那天,组长专门找他训话,说是好好劳动改造,和反动者汉划清界线才是活路,要是翻案的话,就要收拾他!”秀花说,“他一回来,跟狂了一样,在屋里喊,‘你定的案要是实事求是,为啥怕人翻呀?哈哈,做贼心虚!我就是要翻!你不训我我还担心,你越训我,我翻案的劲头越大!我要是翻不过来,我活着还有啥意思?翻!翻翻翻!’吓得我捂住他的嘴……”

    我立即提醒她,务必要劝他稳定情绪,不要轻举妄动。据我所知,运动结束前,已布置下严厉的打击翻案活动的条例,为着保卫这场运动的成果,是绝对不许翻案的。惠畅的行动,无疑会招致更惨的结果,怎么能硬撞墙呢?我再三叮咛她,一定要惠畅先沉住气……

    “昨日晚上,他又逼我跟他离婚……”

    “这家伙……打的啥主意啊?”

    “他说,我娘家是贫农,我不必跟他背一辈子黑锅!我说我一不当官,二不写文章,三不想入党,任啥成分都一样。他又说孩子太可怜,跟他注定要受罪,长大了连个媳妇也难找!”秀花说,“他说要我跟他离了婚,把娃儿带走,进谁家贫农的门做后代去……”

    “唔呀……”我的感情又承受不住了。

    “他说……俺娘儿俩一走,他就……满世界逛去呀!再不回……惠家庄来咧!”秀花哭了,哽哽咽咽,“我今日哄他说我来公社离婚,稳住他……”“闹成这样……”我坐不住了,“我这个星期六,后天晚上去劝他,你放心……”

    “我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秀花抹着眼泪,“我也知道,你到俺地主屋去,说不定要给你抹黑……实在没法子了!”

    “后天晚上,我一定去,你放心。”我给她再次肯定说,“你要耐心,甭急,甭烦。他在难中,免不了胡思乱想……”

    “我说他,咱当不了作家当农民,也一样活着。咱劳动挣工分,养咱的娃娃,只要我不嫌弃你是地主成分,咱就过咱的日月。”秀花委婉地说,“他这人……心眼太直,写不成文章,看不成书了,就不想活了……你去时,好好劝他,骂他,他不恼你……”

    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再也找不出什么安慰她的话来。是的,她对他已经做到了一个贤明的妻子所能做到的一切,我还能给她说什么呢?她没有文化,与惠畅在思想上和知识上差着相当远的一大截。她和他吵过架,怄过气,因为惠畅与那个医学院的女同学的往来而生过疑窦,吃过醋。可是在惠畅遇到灭顶之灾的严重困境里,她却如此的主意坚定,支撑着这个濒临破毁的家庭。

    她抱着孩子告别了,走出古庙改修成的民办中学的大门,下了土台阶,走到公路上,我叮嘱她慢走,她却悄声问:“我到你这儿来,对你有啥妨碍么?我背黑锅,挨谁谁染黑……”

    我又能说什么呢?似乎她是特务,和我密谋颠覆共和国政权似的……

    她抱着孩子走了,脚下匆匆,因为抱着孩子,腰部朝一边歪扭着,往前走去,渐渐远了。我忽然想流泪。我记起在她家的小厦屋里,听惠畅读他新创作的小说的情景,在惠畅的自鸣得意的读稿声中,伴奏着她在炕头纳扎鞋底时麻绳穿过布底儿的咝咝咝的声音,那么和谐,那么安详,而今已经恍若隔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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