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是个穷困潦倒的文艺青年

　　那年年初，按照和父母的约定，我去波哥大的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法律系报到，住在市中心弗洛里安街的一栋膳宿公寓里，房客多是来自大西洋沿岸的大学生。

 

　　下午没课，我没去勤工俭学，而是窝在房间里或合适的咖啡馆里读书。书是偶然或靠运气获得的，更多的是偶然所得。买得起书的朋友把书借给我，借期都特别短，我得连夜看，才能按时还。就这样，我幸运地发现了成名已久的D.H.劳伦斯、阿道司·赫胥黎、格雷厄姆·格林、切斯特顿、威廉·艾里什和其他许多作家。

 

　　有一晚，室友维加带回刚买的3本书，和往常一样，随手借给我一本当枕边书，好让我睡个好觉。没想到适得其反，我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安然入睡。那本书是卡夫卡的《变形记》。

 

　　读完《变形记》，我不禁渴望生活在那个与众不同的天堂。新的一天来临时，我坐在多明戈·曼努埃尔·维加借给我的便携式打字机前，试着写一些类似于卡夫卡笔下可怜的公务员变成大甲虫的故事。之后几天，我没去上学，依然沉浸其中。我正忌妒得发狂，突然看到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在报纸上发表的令人痛心的言论，他感慨哥伦比亚新一代作家乏善可陈，后继无人。不知为何，我将这些言论视为战书，贸然代表新一代作家应战，捡起扔下的短篇，希望能力挽狂澜。短篇的情节围绕《变形记》中那具有意识的“尸体”展开，但没有故作神秘，也没有任何本体论的偏见。

 

　　星期二送的稿子，结果如何，我一点儿也不着急知道，总觉得要登也没那么快。我在各家咖啡馆闲逛了两个星期，消解星期六下午的焦躁。9月13日，我走进风车咖啡馆，一进门就听说我的短篇小说《第三次忍受》被整版刊登在最新上市的《观察家报》上。

 

　　我的第一反应是：坏了，一份报纸要5生太伏（生太伏：货币单位），我没钱买。这最能说明我的穷困潦倒。除了报纸，5生太伏能负担得起的日常消费比比皆是：坐一次有轨电车、打一次公用电话、喝一杯咖啡、擦一次皮鞋。细雨还在静静地下着，我冒雨冲到街上，却找不到能借给我几生太伏的熟人;星期六下午，膳宿公寓里除了老板娘，没别人，可老板娘在也没用，我还欠她两个月的房租，相当于5生太伏的720倍。

 

　　我无可奈何地走在雨中。老天有眼，让我看见一个男人拿着一份《观察家报》走下出租车。我迎面走过去，央求他把报纸送给我。就这样，我读到了被印成铅字的自己的第一个短篇——报社画家埃尔南·梅里诺配的插图。我躲回房间，心跳不已，一口气将它读完。逐字逐句一读，我渐渐觉察出铅字巨大的破坏力。

 

　　我投入那么多的爱与痛，毕恭毕敬地戏仿旷世奇才卡夫卡，如今读来，全是晦涩难懂、支离破碎的自言自语，只有三四句差强人意。时隔近20年，我才敢再讀一遍，而我的评判——尽管心怀同情——更加不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