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续）(3)

“我看，这四年多来，您一点都没变，大尉。”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似乎变得有点和蔼可亲地说道。“看得出来，这话不假，人的后半生通常是由前半生养成的习惯造成的。”

“高见！您解决了人生之谜！”大尉叫道，一半是油嘴滑舌，一半是真心感到高兴，并非做假，因为他非常喜欢精辟的话。“您说过许多话，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最要紧的我只记住一句，那还是您在彼得堡的时候说的：‘一个人只有真正成为伟人，才能够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对极了，您哪！”

“哼，做个混账东西也一样。”

“对，您哪，当个混账东西也成啊，但是您却一辈子妙语解颐，语惊四座，可他们呢？就拿利普京说吧，就拿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说也成啊，他们倒是说一句这样的话来听听呢！噢，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对我有多狠心呀……”

“不过话又说回来，大尉，您自己的表现又怎样呢？”

“成天价喝得醉醺醺的，再加上我树敌无数！但是现在一切已成明日黄花，我就像蛇一样蜕了一层皮。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您可知道我正在写我的遗嘱，而且我已经把这遗嘱写好了吗？”

“有意思。您能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来，又能留给谁呢？”

“留给祖国、人类和大学生。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我曾在报纸上读到过一个美国人的传记。他把自己的全部巨额财产都留下来办工厂和办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科学，把自己的骨骼留给当地医学院的学生，把自己的皮留给别人去做铜鼓，以便用这面鼓日夜演奏美国国歌。呜呼，如果与北美合众国的思想翱翔相比，我们简直是一些侏儒；俄罗斯是大自然的奇异现象，而不是智力的畸形变化。倘若我尝试着把我的皮留给后人做铜鼓，比如说，遗赠给我有幸在那里开始当兵的阿克莫林步兵团，以便用这面鼓每天向全团演奏俄罗斯国歌，准有人会认为我犯了自由主义，查禁我的皮……因此我只能限于将我的皮捐赠给学生。我想将我的骨骼捐赠给医学院，但是有个条件，这条件就是必须在这具骨骼的脑门上永远贴上一个标签，上写：‘一个悔过自新的自由思想者。’就这样，您哪！”

大尉说得热烈，不用说，他相信，这份美国人的遗嘱写得很美，但是他又是个骗子，他很想逗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大笑，因为他过去曾长期在他身边充当小丑。但是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根本不笑，而是有点疑心地问道：

“那么说，您打算在您生前就公布您的遗嘱，并为此获奖啰？”

“即使这样做，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即使这样做也未尝不可嘛，对吗？”列比亚德金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他。“要知道，我的命多苦啊！我甚至都不再写诗了，可是从前您也曾经拿我的诗消遣取乐，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记得吗，在咱俩把酒言欢的时候？但是我已经搁笔了。我只写过一首诗，就像果戈理写《最后的故事》一样，记得吗，他还曾向俄罗斯宣布，说这故事是从他死亡胸腔里‘烤出来’的。我也一样，唱出来了就完了。”
“什么诗？”

“《假如她摔断了腿》！”

“什么——？”

大尉要的就是这股劲儿。他很重视他的诗，也自以为很了不起，但是根据他某种狡诈的口是心非，他也喜欢看到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一听到他的诗就觉得开心，有时甚至捧腹大笑。这样就可以一箭双雕——既卖弄了诗才，又做到了说笑逗哏；但是现在还有第三个特别的极其微妙的目的：大尉在推出诗的同时，也想在一件事上为自己辩解一下，不知为什么他对这件事十分担心，同时又感到自己罪莫大焉。

“《假如她摔断了腿》，也就是说在骑马的时候摔断了腿。幻想，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胡言乱语，但这是一个诗人的胡言乱语：有一天，我从一旁走过，看见一位女士在骑马，吃了一惊，于是我向自己提了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出了事咋办？’——就是说万一出了事？这事很清楚：所有登门求亲者都将掉头不顾，所有上门的未来女婿也将退避三舍，门庭冷落车马稀，门可罗雀无人理，只有一个诗人怀着一颗破碎的心依然对她忠贞不贰。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甚至一只虱子也可能坠入情网，连法律也不能禁止它。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位小姐却生气了，对信对诗都很生气。据说您也大光其火，不是吗，您哪；这让人很伤心，我甚至都不敢相信。哎呀，这不过是我的想象罢了，我又招谁惹谁了呢？再说，我可以用人格起誓，这都是因为利普京：‘寄去吧，寄去吧，任何人都有通信权。’于是我就寄去了。”

“您好像自作多情地向她求婚了？”

“敌人造谣，敌人造谣，敌人造谣！”

“念念您的诗吧。”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板着脸，打断了他的话。

“胡说一气，首先是胡说一气。”

然而他却昂首挺胸，伸出一只手，开始朗诵：

绝色美女摔断腿，

花容变得更可爱，

我早痴情爱着她，

现在变得更加爱。

“啊呀，够了。”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挥了一下手。

“我在幻想彼得堡，”列比亚德金尽快转换话题，好像他从来没有朗诵诗和谈到过诗似的，“我在幻想新生……恩人哪！我能指望您不至于拒绝资助我一点路费吧？整整一星期我一直像等待太阳一样等着您。”

“啊不，对不起，我几乎一文不名，再说我干吗要给您钱呢？”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仿佛猛地生起气来。他冷冷地、简短地历数大尉的所有罪状：酗酒、撒谎、挥霍原来规定给玛丽亚·季莫费耶芙娜的钱，把她从修道院里接出来，写一些放肆无礼的信，威胁说要公开这秘密，对达里娅·帕夫洛芙娜的所作所为，等等，等等。大尉摇摆着身子，指手画脚地开始反驳，但是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每次都命令他闭嘴。

“对不起，”他终于说道，“您总是写信给我说什么‘家门的耻辱’，请问，您妹妹合法地嫁给斯塔夫罗金，对您何耻之有？”

“但是这门婚事是藏着掖着的，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藏着掖着的婚事是件非常不幸的秘密。我常常收到您寄来的钱，倘若有人突然问我：干吗给您这些钱呢？我捆住了手脚，我没法回答，既对舍妹有害，也对家门的清白不利。”

大尉提高了嗓门：他喜欢谈这个话题，他对这个话题寄予很大希望。呜呼，他根本没有预感到他会被弄得手足无措。好像事关一件最普通的家务安排似的，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镇定自若而又正确无误地告诉他，他准备日内，甚至于也许就在明天或者后天，把自己的婚事晓谕公众，“既报告警察局，也晓示上流社会”，这样一来，不言而喻，“家门清白”云云也将自行结束，与此同时，补助金的问题也将自行终止。大尉瞪圆了两眼，他甚至都没听懂，还必须向他作一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