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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折(第一节)(2)

    “买烟。”他总是比我更有主见。
 
    我真想吃糖。我大约有一年多没有尝过糖的那种美好的滋味了。站在露天的电影场上,瞅着银幕上的惊险的反特故事片的画面,手插在裤兜里,嘴里含一颗水果糖,那该是一种多么舒心的享受哇!不过,买烟的主意也不错,我们平时用纸条儿卷旱烟未儿的手艺,在黑暗的电影场上就有诸多不便之处了。好!我立即表示赞同,我们俩走到一个卖烟的小摊前了。
 
    “买哪种烟呢?”我间。
 
    “‘航运’。”他说,一点也不犹豫。
 
    白纸盒上印着一艘造形简陋而又画技拙劣的轮船,此烟牌号叫“航运”,售价一角二分钱一包,我递上六分钱去,巧极了,正好可以买到半包。我们每人装下五支,转过身去了。
 
    在一根火柴上,我们点着了两支烟。多么奇妙的香味啊!我真舍不得将那令人沉醉的香味喷吐出来,实在比老旱烟未儿又辣又苦的味道好过千万倍了。嘴里咂着一支雪白的纸烟卷,昂首从小学校的门道里走进操场,真是自觉神气而又排场,比在嘴里含一颗糖有声有色得多了。
 
 
 
 
    看过电影,就不那么急着回家了。我们散涣地走着,品评着刚刚看过的电影,悠哉游哉走回到小河边上来,那些大帮大伙的男女青年放浪的声息,此时已经远远地流动到村庄里去了,河川里已经恢复了夏夜素有的静寂。
 
    我们俩脱光衣服,在清凉的河水里躺下来,头枕着一块光滑的河石,把全身都浸泡在河水里。蚊虫无法下口,团团飞旋蜇磨在头顶,我们一人抓一把臭蒿子,悠悠拂打着蚊子。河水从胸膛上流过去,身子下边的沙子被掏空了,我就挪一挪位置。星星在蓝天上眨着眼睛,深邃无垠的天际神秘莫测,一缕缕轻纱蝉翼似的云丝在月亮的脸上飘过去,河滩又明亮起来。
 
    “胡万春起初是个半文盲,现在是第一流作家了,真厉害。”我说。
 
    “我们比他基础好多了,正牌高中毕业。”惠畅说,“自学起来更快。”
 
    “胡万春投过二百次稿,才发表了百把字的一篇通讯。”我深感钦佩,对于我们俩都已知晓的这件轶事,总是兴趣不衰,“啊呀!我真是缺乏这样的恒心和耐心。”
 
    “我相信,我们发表第一篇作品,绝对不需要用二百篇作铺垫。”他十分自信,用蒿草在水里狠狠抽打一下,扬起来,“我要是写过50万字还不能发表一篇作品,那我就自杀!”
 
    我缺乏他那样的自信,也就没有他那样的狠心,我说:“搞不了创作,当不成作家,也不必自杀呀!”
 
    “玩笑一个。”惠畅不在乎地说,轻轻笑了,笑毕,却深富感情地说,“我他妈的不知怎么从小就迷上文学创作了!说真的,如果真的搞不出一点名堂,我不知道这辈子该怎么活着好!”
 
    “咱们就拿出胡万春那股傻劲干吧!”我说,“埋下头,干它十年再说。”
 
    这样的内容的扯谈,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了。上海的工人作家胡万春正活跃于当时的中国文坛,《家庭问题》那篇小说使我们十分钦佩,从思想到艺术,甚至情节的铺展和细节的选择,都不厌其烦地讨论过三五次了。这种讨论,到后来往往就离开作品本身,延伸到作家的成长道路上来了。何止一个胡万春,中国的或外国的,当代的或古代的,所有能搜寻到手的作家文人们的传记和轶事,无疑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交谈的话题。
 
    蝉鸣已经止歇,偶尔有零星的青蛙叫声从河岸边的稻田里传出。夏夜里虽然静寂,却使我们感到了潜伏着的生命的跃动,无边的包谷林里,传来飒飒飒的绿叶摆动的响声,小叶白杨在夜风中欢乐地歌唱。我们躺在南源和北岭之间的小河川道里,热烈地又是忧伤地谈着文学,谈着追求;谈到胡万春,我们就信心十足;可是一谈到神童刘绍棠,就黯然神伤了。
 
    这个神秘的神童带给我们的,不是鼓舞而是悲哀。他怎么会在戴着红领巾的年龄就能发表小说呢?我们俩戴红领巾念完小的时光,只是对娃娃书兴趣十足,连小说这个名词压根都没听说过,刘绍棠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出了名的作家了;我们已经高中毕业,至今还躺在黄土山中的这一道小河里胡拉乱扯,一个字也没上过报纸或杂志哩!我们猜测他的宗室一定是文墨瀚海,祖荫厚极,自幼熏陶。然而,从一些零星的资料透露出的事实却是,他和我们完全相似,出之乡野,世代农耕。我很丧气,惠畅也不大乐观。从刘绍棠看来,文学创作需要天才,我们都暗自怀疑,自己是否具备这份天资?我们对批叛“右派”刘绍棠的文章无暇一顾,却对那个神童的“神”字感到神秘莫测。
 
    “唉!没劲了。”我不由得叹气,“说起这个人,我就冒气了。”
 
    “甭忘了,中国虽然有‘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古训,也有‘大器晚成’的成语,可见什么都不尽然。”惠畅是很富于思辨的,“少年时代能成起事的,到底是个别人,多数人是青年和中年时候才露头。”
 
    “我们若是‘大器’,迟成早成关系不大。”我仍然心里不踏实,“我们要是‘小器’呢?或者根本就不会成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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