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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是“必要的牺牲”

  记得在大学时代的一堂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模型:
 
  由于轮船触礁,10个船员被迫来到荒岛上,没有通信设备,大家只能被动等待救援。绝望和枯燥笼罩着每个人,所有人都有精神崩溃和自杀的可能性。

没有人是“必要的牺牲”
 
  假设,10个人中最文弱的是杰克,于是其他9个人开始尝试虐待杰克,获得发泄,从而度过绝望。在这里,问题来了,虐待杰克是应该的吗?
 
  在功利主义者看来,虐待杰克是应该的。虐待他可以让其他9个人避免因精神崩溃而自杀,即增加的社会总幸福(9个人精神正常并活下去)大于损失的总幸福(杰克被折磨的痛苦),所以虐待杰克是应该的。换句话说,倒霉的杰克是“必要的牺牲”。
 
  以上,是关于功利主义的极简模型。这个案例之生动,让10多年以后的我依然印象深刻。功利主义是18世纪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思潮,横跨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律等领域。在今天看来,它颇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味道。
 
  乾隆十三年(1748年),英國经济学家兼政治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出生,他是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在之前,治理者们的“厚黑学”词典中,肯定少不了“必要的牺牲”之类的东西,但缺乏一个足够精练的理论框架和价值体系。而边沁提出了所谓“社会总幸福”的概念,立即将体系建立起来。
 
  边沁的学说显然很有市场,特别是受到了治理者、国王们的欢迎。因为,按照他的理论,政府采取的措施,只要能够增加社会的总幸福,即使损害一部分人的幸福(掠夺财富、消灭肉体)也理所应当。
 
  在发展经济上,功利主义的确听上去非常不错,允许那些“必要的牺牲”,从而换来社会总福利的增加,让大多数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普通民众也欢迎它,他们本身就容易对强力统治充满崇拜,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会过度自信,即自信“牺牲”不会落到自己头上。
 
  在18世纪后半叶,功利主义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彼时,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腾飞,社会分化日益严重,一方面是劳工权益尚无保障,下层民众生活依然贫困;另一方面,贵族、资本家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上流社会,则开始享用社会进步的福利。
 
  显然,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的确在发展,最终无论穷人、富人都将受益。比如童工问题,在一些当时的经济学家看来,如果爱尔兰穷苦人家的未成年孩子不去挖矿(不是比特币,是下到矿井那种),那么可能连土豆都没得吃,会营养不良,甚至饿死。因此,童工其实拯救了这些孩子和家庭,而且也增加了社会的总福利。
 
  实际上,边沁这样的精英提出功利主义无可厚非,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而且,功利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还是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的。但功利主义也存在明显缺陷,特别是在权益意识勃兴,人们更追求公正的当代,它的局限就会暴露。
 
  因为,福利的衡量根本就无法量化,到底增加了多少总福利,又损耗了多少福利,都无法判断。增加的福利“净值”到底是正还是负,只能是政策制定者说了算。很多时候,损失的“小部分福利”或“必要的牺牲”往往刻意被低估。最终,却可能触发意想不到的福利损失,比如社会共识的崩溃、信赖和信心的瓦解。
 
  比如,在那个荒岛的极简模型中,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杰克是唯一一个能组装无线电,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的人。
 
  但是,他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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