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的蓝房子

　　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在世界各地几乎都叫人感到“脸熟”——那个头戴花冠、双眉几乎连成一线的形象，辨识度特别高。她去世后，与她相关的电影拍了不止一部，使她由画家变身为公众人物。除了画风独特，她的身世也相当“有戏”，充满了血与肉的搏斗、灵与情的纠缠，既悲怆又浪漫。

 

　　弗里达家境优越，父亲是从欧洲移民过去的犹太人，凭借一手高超的摄影技术，在墨西哥过着殷实的生活。弗里达儿时就活泼灵动，生命力很强，父亲特别喜欢她，送她去墨西哥最好的学校学习。若用“锦衣玉食”一词来形容弗里达青少年时的生活也不过分。只是命运却在她18歲的花季给了她致命一击：遭遇车祸，脊椎折成三段，颈椎碎裂，一只脚被压碎，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整整一个月，她浑身打满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没有人相信她会活下来，然而，她居然活下来了。只是在47年的人生岁月中，她至少经历了32次手术，被截去了一条腿，还曾一整年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但就靠那样一副残破的身体，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位有声有色的艺术家，在艺术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2019年7月，我去了一趟墨西哥城，参观了弗里达的蓝房子——那里已经成为墨西哥城内一个著名的景点，参观券远比墨西哥国家美术馆的门票难买得多。其实，一踏上墨西哥国土，随处可见弗里达，店铺的招牌上有她，拎包上有她，T恤上也有她，她完全成了墨西哥的文化符号。

 

　　这让人多少有些纳闷儿，若仅是因为她的画好，应该撑不出这个场面。她的丈夫里维拉是墨西哥最著名的画家，画得极好，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更高，但他的名字就未能像她的那样，闪耀在民间生活的每个褶皱中。她怎么就能获得这样的地位？这难道不让人好奇吗？弗里达·卡罗正在画《戴荆棘项链和蜂鸟的自画像》

 

　　我带着好奇去了蓝房子。进门便是一个庭院，面积不小，高大的树、美丽的花，水流池塘，鸟语花香。房间沿庭院四周分布，一层的屋子和二层的屋子错落间隔，估计不是同一时期盖的，但总体非常协调，不失现代感。尤其是所有房子和院墙都被漆成蓝色，这个仿佛直接从宇宙腹地散发出来的颜色，对人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

 

　　说明牌上写道，这不仅是弗里达从小长大的家，也是她婚后的家。其中的一栋两层楼房，就是弗里达和里维拉结婚后建的。楼下的房间现在做了陈列室，楼上的卧室、画室保持原样。

 

　　他们夫妻的卧室是分开的。两个卧室都不大，弗里达的卧室尤其小，床都是单人床，但她在这一层有两个卧室，一个在画室旁边，一个靠着书房，可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方便她的需要。她的工作间占据了二楼的主要空间，朝着庭院的一面都是玻璃窗，明亮悦目。房内当然是工作台、画架，然而，画架前放着一把轮椅。这位女画家平常是坐在轮椅上画画的。

 

　　身体受限的她能画什么呢？如她自己所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她一生给我们留下了50多张自画像。第一张自画像作于19岁，她穿着红色的天鹅绒裙子，显得明艳娇媚。后来她的自画像越画越严肃甚至严酷了，因为生命对她也越来越严酷：一是肉体上的疼痛从不放过她，二是她22岁时嫁给有名的墨西哥画家里维拉，那个多情的丈夫常常跟别的女性有染，在心灵上不停地折磨她。《自画像》《生命之花》弗里达的蓝房子已成为墨西哥的一个文化符号

 

　　因为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她笔下的自画像总是神色严峻，即使盛装出现，也会添加上流血的伤口，或各种隐喻——比如荆棘项链、扎满皮肤的铁钉、袒露的心脏，乃至蹲在她肩头的黑毛野兽和躺在她身边的白色骨架……她的坦白直率在艺术史上没有人能做到，以至于毕加索看见她的画也感叹：我都画不出你这么好的自画像。

 

　　在蓝房子最里面的一间平房内，还有一个弗里达的服装首饰展。走进去看见她生前穿戴的各式裙子、披风、项链、手镯，还有一条穿着红色雕花小皮靴的假肢，不禁让人感受到她生命的璀璨——这个墨西哥女子多爱美啊！

 

　　她一向是盛装的——她留下的照片充分展示了这一点;她的众多自画像也是如此，哪怕有伤口或者血淋淋心脏的画面，她也让自己华服美冠，明艳而冷静，绝少披头散发、呼天抢地……让她对生命中的痛苦皱眉哭泣，想都别想。即使她必须一直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才竖立起来，而身体终日处于疼痛之中，她也不肯叫自己软绵绵地横着、摊着，宽袍大袖地拖沓着。她从来都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身着五色的墨西哥民间服饰，头戴花冠，站在人前必定是亭亭玉立、风姿绰约、光彩照人的。

 

　　我好像有点明白弗里达成为墨西哥文化符号的原因了。想想看，她对于装扮的讲究，蕴含着别的爱美女子绝不会有的两层含义：一是，对主流文明的抗争;二是，对生命的抗争。

 

　　第一点理由是，展出的弗里达的服装全是墨西哥风格的衣裙，即那種被称为“特万那”的服装——在深色或黑色的底料上绣出灿烂艳丽的大花朵，美得轰轰烈烈;或是明丽抽象图案的短上衣配长裙，头戴花冠。但这样的美带着“土气”，在20世纪早期上层社交圈里分明是扎眼的“异类”。甚至在墨西哥城本地，顽童见了她都会从后面跑上来问：“咦，马戏团啥时候来城里了？你们什么时候演出啊？”

 

　　其实说起来，弗里达身上拥有西方血统，她的父亲是匈牙利移民，母亲是西班牙人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算半个西方人。她的丈夫里维拉跟西方艺术界的大腕们混得风生水起，他们夫妇交往的西方朋友比墨西哥本地的更多。然而这都挡不住弗里达我行我素，用装束来宣示自己的文化立场——热爱墨西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