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4)

 

　　“您睡了？起来，我们到冯·达乌尼茨家里去。他打发马车来接您了。走吧，在那儿您至少可以象人那样吃顿晚饭，睡一觉。

 

　　您瞧，我亲自来接您了。马是好马，我们不出二十分钟就可以到了。”

 

　　“现在几点钟？”

 

　　“十点一刻。”

 

　　雷仁睡意蒙眬，很不痛快，穿上毡靴和皮大衣，戴上皮帽，外加长耳风雪帽，跟医师一块儿到外面去了。严寒已经过去，然而刮着刺骨的大风，顺着街道卷起一股股雪花，这些雪花仿佛吓得正在逃跑似的。围墙旁边和台阶上都积起高高的雪堆。

 

　　医师和侦讯官坐上雪橇，周身雪白的车夫弯下腰去，给他们扣上车毯。他们两个人都觉得暖和了。

 

　　“走吧！”

 

　　他们坐着雪橇穿过村子。“‘掘开一道道松软的垄沟，’④……”侦讯官一面瞧着拉边套的马怎样迈动着四条腿，一面懒洋洋地想道。所有的小木房里都点着灯火，仿佛是大节期的前夕似的：农民们都没有睡，害怕那个死人。车夫阴郁地沉默着：大概刚才站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门口的时候，等得厌烦了，如今也在想那个死人吧。

 

　　“刚才在达乌尼茨家里，”斯达尔倩科说，“他们听说您留在这所小木房里过夜，就都责怪我为什么没有带您一块儿去。”

 

　　在村口转弯的地方，车夫忽然扯着嗓门大叫一声：“让开路！”

 

　　有一个人闪过去了，他已经从大路上走开，站在齐膝的雪中，瞧着这辆三套马的雪橇；侦讯官看见一根弯柄拐棍、一把胡子、一个斜挂在腰间的包，他觉得这人好象就是洛沙津，甚至觉得他在微笑。这个人闪现了一下就不见了。

 

　　这条路先是沿着树林的边沿向前伸展，后来就变成一条宽阔的林间通路了。他们眼前闪过一些老松树，闪过一片小桦树林，闪过一些高高的、有节疤的、年轻的橡树，它们孤零零地立在一片不久以前刚砍掉树林的空地上，可是很快一切都在空气中，在雪雾中混成一片了。车夫说他看见一片树林，可是侦讯官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那匹拉边套的马。风朝着他们的脊背吹来。

 

　　忽然马停住了。

 

　　“喂，怎么啦？”斯达尔倩科生气地问道。

 

　　车夫一句话也没说，从车夫座位上下来，开始绕着雪橇快跑，他跑的圈子越来越大，离雪橇也越来越远，好象他在跳舞似的，最后他跑回来，坐上雪橇，往右转弯。

 

　　“迷路了还是怎的？”斯达尔倩科问。

 

　　“没—什—么。……”

 

　　他们走到一个小村子，那儿一点灯火也没有。又是树林，田野，又迷了路，于是车夫跳下雪橇，跳舞。这辆三套马的雪橇在一条黑暗的林荫道上跑着，跑得很快，那匹烈性的拉边套的马碰击着雪橇的前部。在这儿，树木呼啸着，那响声叫人害怕，天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辆雪橇仿佛正在冲到一个深渊里去似的。突然间，门口和窗子里的明亮灯光射进人的眼帘，好意的、忽高忽低的狗叫声、人的说话声响起来。……他们到了。

 

　　他们在前厅里脱掉皮大衣和毡靴，楼上有人在弹钢琴，弹的是《Un petit verre de Cliquot》⑤，可以听见孩子们在顿脚。来客立刻感觉到在古老的地主宅子里常有的那种温暖的气氛，在这种地方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样，人们总是生活得温暖，干净而舒适。

 

　　“这才好，”冯·达乌尼茨说，握一下侦讯官的手，他是个胖子，脖子粗得惊人，留一把络腮胡子。“这才好。欢迎欢迎，跟您认识很高兴。要知道，我跟您好歹还要算是同行呢。从前我做过副检察长，然而时间不久，总共只有两年，后来我到这里来料理家事，就在这儿逐渐年老起来。一句话，老家伙了。欢迎欢迎，”他接着说，显然在压低嗓门，免得说话声太响；他和客人们一起走上楼去。“我的妻子不在了，死了。让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几个女儿。”说完，他回转身去对楼下大声嚷道：“吩咐伊格纳特，明天早晨八点钟以前把雪橇备好！”

 

　　他的四个女儿都在大厅里，她们是年轻的姑娘，相貌俊俏，都穿着灰色连衣裙，头发也梳成同样的款式；她们的表姐也年轻，招人喜欢，带着几个孩子。斯达尔倩科已经跟她们认识，就立刻请求她们唱个歌，有两位小姐口口声声说她们不会唱歌，也没有乐谱，反复地说了很久，后来那位表姐在钢琴旁边坐下来，她们就用发颤的嗓音唱了《黑桃皇后》里的二重唱。

 

　　《Un petit verre de Cliquot》又弹奏起来，孩子们就跳跳蹦蹦，顿着脚打拍子。斯达尔倩科也跟着跳。大家哈哈大笑。

 

　　后来孩子们道过晚安，去睡觉了。侦讯官笑着，跳卡德里尔舞，向小姐们献殷勤，而心里暗自想着：莫非这是一场梦吗？

 

　　本来是地方自治局小木房里那间杂屋，墙角上一堆干草，蟑螂的沙沙声，使人厌恶的贫苦环境，证人的说话声，大风，暴风雪，迷路的危险，可是忽然间有了这些明亮、华美的房间，钢琴的声音，美丽的姑娘，头发卷曲的孩子，欢乐而幸福的笑声，他觉得这种转变象是神话；而且这样的变化居然能在三俄里的距离以内，在一个钟头之内发生，简直叫人难于相信。乏味的思想妨碍他欢乐，他心里老是在想：这一带地方的生活算不得生活，而是生活的断片，一鳞半爪，这儿的一切都是偶然的，不能由此得出什么结论来；他甚至为那些姑娘惋惜，她们在此地，在穷乡僻壤，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内地生活着，日后就在此地了结她们的一生，而在文化中心，就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一切都可以理解，都合情合理，比如任何自杀案都是容易明白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桩自杀案，它在普遍的生活进程中具有什么意义，都可以加以说明。他认为：如果在穷乡僻壤，在这儿四周的生活是他所不理解的，如果他看不见生活，那就意味着这儿根本就没有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