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文字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已将近二十年了，但他的身影却还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这让我每次从梦中醒来时，都颇感欣慰和满足。我应该写一点关于父亲的文字了，不能让岁月的尘埃模糊了我们对父亲的记忆。
 

 

 

　　我家祖居天津东面附近的一个小镇上，解放前镇上的人大多都以做小买卖谋生。父亲生于一九一七年，我是他最小的儿子。父亲去世时，我还不满三十二周岁，所以，父亲年轻时的故事，我不是很清楚，只记得有两件事情，早些年常被老人们说起。

 

　　一件事是父亲曾跳进深水中救起过一个因去别人家偷花，不慎落水的男孩儿，这个男孩儿是一位烈士的遗孤。后来他成了父亲的义子，长大后当了名人民警察。

 

　　另一件事就颇具戏剧色彩了，听后总会让人浮想联翩。大概是一九四三年的秋天，当时父亲正和他的合伙人刘叔在天津城里跑运输，一天有人找到父亲，要让父亲帮他们把一批枪支弹药运出天津城，送给城外的八路军，当然是有酬金的。当时父亲没有过多考虑，也没有和刘叔商量，便答应了对方。不知父亲当年咋那么大的胆量，居然这种事也敢干！

 

　　父亲办事很干脆，当天下午，他就叫来了刘叔立刻行动起来。他俩先把那批货藏进了一驾装满布匹儿的马车里，然后又把马车捆绑的非常牢后。稍微稳定了一下紧张的情绪，便心一横就出发了。由刘叔赶车，父亲押车，直接就朝着城外的方向奔去。那天也不知道父亲是从哪弄来了套行头，穿得很唬人。他身着长袍，头戴礼帽，鼻子上还架了一副金丝眼镜。与刘叔一起，看上去就像主仆二人。

 

　　当他们准备经过出城的关卡时，看到关卡由十多个荷枪实弹的伪军把守着，一个个威风凛凛、神气十足。其中那个伪军头目是一个长着满脸横肉的大块头，对过关卡的行人黑虎着脸、大呼小叫、张牙舞爪，一副责任重大，恪尽职守的架势。父亲他们的马车在关卡前刚一停稳，大块头就亲自走上前来检查，他瞪着双猎犬般的眼睛，围着马车转了一圈，好像嗅到了什么。然后二话不说，就要让父亲他们把货全部卸车例行检查。一看这阵势，没想到平时喜欢扬风奓毛，说话又呱呱叫的刘叔，登时就被吓堆了，只见他小脸煞白，浑身跟筛糠一样抖个不停，大颗大颗的汗珠从脑瓜门儿上冒了出来，僵硬的舌头已经说不出半个字。他这么一不给力，立马引起了大块头的怀疑：“你这是怎么回事？赶快卸车！”

 

　　就在这危急时刻，影视剧中经常采用的桥段出现了，父亲连忙凑上前去，给那大块头点根烟：“老总，我这伙计第一次进城，没出息嘴馋，刚才凉风冷气地吃了几个粘炸糕，伤着胃了”。然后又从袖口里掏出了一个裹得不太严实的纸包，把露出纸币的一面朝大块头的眼前晃了一下，便利搜地把纸包塞进了他的衣兜里：“老总，给弟兄们买点儿酒喝，天都这么晚了，请你行个方便吧，你看把我这伙计胃疼的。”

 

　　那大块头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连忙左右看看，一只手还是不由自主地捂住了兜口。他又斜眼瞅了一眼刘叔，面带笑容地逗贫了一句：“耳朵眼炸糕好吃吗？”便手一挥说了声：“走吧。”

 

　　父亲一边连声说：“好，谢谢，谢谢！”一边快速地把他这位猪一样的队友刘叔，连扶带抱地推上马车。马车刚离开关卡不远，惊魂初定，早已尿湿了裤子的刘叔还舍命不舍财地哆嗦着嘴唇，带着哭腔埋怨道：“你可真够大方的，这下可赔大发了，你那是裹了多少钱呢，啥时候才能挣回来呀？可坑死我了！”

 

　　父亲看着刘叔这副德性，也不好再让他闹心了，一边催他赶快点儿，一边哈哈大笑着说：“你真拿我当冤大头呵？我咋会便宜了这帮狗腿子呢！刚才那包钱只有浮头那张是真钱，底下裹得都是包货纸。”

 

　　刘叔一听这话，立刻缓过劲儿来，叫了一声：“真的！你真敢耍大胆儿，这也太悬了！我说你哪来这么多的钱呢？刚才真把我吓坏了，心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看我现在心里还突突呢。以后这种刀尖上舔血的活咱可不要再干了！你呀，做事向来都是小家雀吃黄豆不问屁眼儿，先吞下去再说。”

 

　　说完，只见重振雄风的刘叔，潇洒地手腕儿一抖，“啪、啪、啪”连甩三鞭子，随着一阵清脆的马踢声，那马车飞也似是地奔向远方。我曾经问过父亲，当时为啥穿得那么齐整？父亲告诉我说：“话是拦龙虎，衣裳是瘆人毛，钱是英雄胆。和现在一样，与人打交道这三条很重要。当年那些狗仗人势的皇协军都势力得很，看你衣着不俗，气度不凡，从心里就会先敬你三分，这样沟通起来会容易些。你以为过那关卡是闹着玩呢，那可不是演戏，那可是把脑袋拴在了裤腰带上，各方面都得提前考虑周全，啥招数都得用，哪怕有一点闪失就都得玩完！”

 

　　等到我记事以后，父亲已经早就在县城里的食品公司工作了。父亲每月休假回家时，总是拎个用了多年的手提的大皮包，皮包里也总是少不了为我买的“好东西”，什么“蜜三刀”、“牛舌饼”、蜜麻花，以及伊拉克蜜枣，等等。每次拉开皮包拉链的那一刻，我都会觉得特别激动，从皮包里散发出来的香味，让我陶醉，以至于在我眼里，那个大皮包仿佛就是我的一个知心朋友，非常善解人意……经过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人们出行携带的皮包基本都是这个款式，只不过根据皮包产地的不同，上面印制的图案也各有不同罢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父亲的那个皮包上印制的图案是天津的老地标劝业场。也不知道那个曾经带给我童年许多难忘时光的大皮包现在何处。

 

　　父亲直到一九八一年六十四岁的时候，才在家人的劝说下，很不情愿地从单位办理了退休手续。母亲常说父亲下生以来就是受累的命，是个闲不住的人。父亲退休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市场经济也逐渐地活跃起来了，父亲仿佛又找到了年轻时的感觉，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又不辞辛苦，满怀激情地干起各种小买卖来。父亲在退休后的十多年中收过废品、做过酱货、倒动过山羊、卖过虾皮。特别令人称道的是，每年临近春节的几天里，他都能瞅准商机，搞到一些节日热销的，类如月亮牌儿这样的小商品，赚点儿快钱。父亲管这叫作“抢年爆儿”。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大街上的钱都没脚面。而一直跟随他的交通工具，仅是七十年代求人用钢管攒起的一辆那种比较笨重的自行车，俗称“铁驴”。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酷暑严寒，父亲就是骑着这辆“铁驴”把他的商品拖进拖出。直到他七十几岁时，还能跨上“铁驴”轻松地骑行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