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冥冥中我感觉《清明上河图》和我有一种缘分。这大约来自初识时它给我的震撼。敢于把一个城市画下来的画家，我想古今中外唯有这位宋人张择端。这幅画无比精确而传神，磅礴且深厚。当时我二十岁出头，气盛胆大，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发誓要把它临摹下来。

 

　　临摹是学习中国画笔墨技法的一种传统。我的一位老师惠孝同先生是湖社画会的画师，也是位书画大藏家，私藏中有不少堪称国宝。我上中学时逢假期就跑到他家临摹古画。惠老师待我情同慈父，像郭熙的《寒林图》和王诜的《渔村小雪图》这些绝世珍品，都肯拿出来，叫我临摹真迹。临摹原作与临摹印刷品是截然不同的，原作带着画家的生命气息，印刷品却平面呆板，徒具其形。然而，临摹《清明上河图》是无法面对原作的，这幅画藏在故宫，我只能一次次坐火车到北京，去故宫博物院的绘画馆看，常常一看就是两三天，随即带着新鲜的读画感受跑回来伏案临摹印刷品。然而故宫博物院也不是总展出这幅画，所以我常常是一趟趟白跑，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冯骥才

 

　　我初次临摹是失败的。我自以为习画从宋人院体派入手，《清明上河图》上的山石树木和城池楼阁都是我熟悉的画法，但动手临摹时才知道画中大量的民居、人物、舟车、店铺、家具、风俗杂物和生活百器的画法，我在别人的画里不曾见过。它既是写意，也是工笔，洗练又精准，活灵活现，这全是张择端独特的笔法。画家的个性愈强，愈难临摹，而且张择端用的笔是秃锋，行笔时还有些“战笔”，苍劲生动，又有韵致，仿效起来却十分难。偏偏在临摹时，我选择从画中最复杂的一段——虹桥——入手，以为拿下这一环节，便可总揽全卷。谁料这不足两尺的画面上竟拥挤着上百个人物。各人各态，小不及寸，手脚如同米粒，相互交错，彼此遮蔽，倘若错位，哪怕差之分毫，也会乱成一片。只有经过临摹，才明白其中的技艺无比高超。于是画完虹桥这一段，我便搁下笔，一时真有放弃的念头。我被这幅画打败！

 

　　重新燃起临摹《清明上河图》的决心，是在“文*”期间。一是因为那时候天天有大把的时间，二是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先自制一个玻璃台面的小桌，下置台灯。把用硫酸纸勾描下来的白描全图铺在玻璃上，上边敷绢，电灯一开，画面清晰地照在绢上，这样再对照印刷品临摹就不会错位了。至于秃笔，我琢磨出一个好办法，用火柴吹灭后的余烬烧去毛笔的锋尖，这种人造秃笔画出来的线条，竟然像历时久矣的老笔一样苍劲。同时我对《清明上河图》的技法悉心揣摩，直到有了把握，才拉开阵势，再次临摹。从卷尾始，由左向右，一路下来，愈画愈顺，感觉自己的画笔随同张择端穿街入巷，游逛百店，待走出城门，自由自在地徜徉在人群中……看来完成这幅巨画的临摹应无问题。可是忽然出了件意外的事——一天，我的邻居引来一位美籍华人，说要看画。据说这位来访者是位作家。我当时还没有从事文学创作，对作家心怀景仰之情，遂将临摹中的《清明上河图》抻开给她看。画幅太长，画面低垂，我正想放在桌上，谁料她突然跪下来看。那种虔诚之态，如面对上帝，使我大吃一惊。像我这样在计划经济环境中长大的人，根本不知市场经济生活的种种作秀。当她说如果她有这样一幅画，就会什么也不要时，我被深深打动，以为真的遇到艺术上的知音，当即说“我给你画一幅吧”。她听了，那表情，好似到了天堂。清明上河图（局部）张择端

 

　　艺术的动力常常来自被感动。于是我放下手中画了一小半的《清明上河图》，第二天就去买绢、裁绢，用红茶兑上胶矾，一遍遍把绢染黄、染旧，再在屋中架起竹竿，系上麻绳，那条五米多长的金黄的长绢，便折来折去晾在我小小房间的半空中。我由于对这幅画临摹得正得心应手，画起来很流畅，我对自己也很满意。天天白日上班，夜里临摹，直至更深夜半。嘴里嚼着馒头咸菜，却把心里的劲儿全给了这幅画。那年我三十二岁，精力充沛，一口气干下去，到了完成那日，便和妻子买了一瓶通化的红葡萄酒庆祝一番。掐指一算，居然用了一年零三个月！

 

　　此间，那位美籍华人不断来信，说尽好话，尤其那句“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中国来”，叫我依然感动，期待着尽快把画给她。但不久唐山大地震来了，我家被毁，墙倒屋塌，一家人差点被埋在里边。人爬出来后，心里犹然惦记那幅画。地震后的几天，我钻进废墟寻找衣服和被褥时，冒险将它挖出来。所幸的是我一直把它放在一个细长的装饼干的铁筒里，又搁在书桌抽屉最下一层，故而它完好无损。这画又随我一起逃过一劫。它与我是寻常关系吗？

 

　　此后，一些朋友看了这幅无比繁复的巨画，劝我不要给那位美籍华人。我执意说：“答应人家了，哪能说了不算？”

 

　　待到1978年，那位美籍华人来到中国，从我手中拿过这幅画的一瞬，我真有点舍不得。我觉得她是从我心里拿走的。她大概看出我的感受，说一定请专业摄影师拍一套照片给我。此后，她来信说这幅画已镶在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她家客厅的墙上，还是请华盛顿一家博物馆制作的画框呢。信中夹了几张这幅画的照片，却是用傻瓜相机拍的，光线很暗，而且不完整。

 

　　1985年，我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笔会，中间抽暇去纽约看她，也看我的画。我的画的确被镶在一个巨大又讲究的画框里，内装暗灯，柔和的光照在画中那500多个神态各异的人物的身上。每个人物我都熟悉，好似熟人。虽是临摹，却觉得像是自己画的。我对她说，别忘了给我一套照片作纪念。但她说这幅画被固定在镜框内，无法再取下拍照了。属于她的，她全有了;属于我的，一点儿也没有。那时，中国画家还不懂得画可以卖钱，无论求画与送画，全凭情意。一时间我有种被掠夺的感觉，而且被掠夺得空空荡荡。它毕竟是我用年轻生命中一年多的时间换来的！

 

　　现在我手里还有小半卷未完成的《清明上河图》，在我中断这幅而去画了那幅之后，已经没有力量再继续这幅画了。我天性不喜欢重复，而临摹这幅画又是太浩大、太累人的工程。况且此时我已走上文坛，我心中的血都化为文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