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未来

 

　　职场的变化

 

　　如果梳理一下历史上科技變革给工作和职场带来的变化，可以简单总结为3次主要的转型，而伴随着每次转型都有大量工作被消灭，同时又有大量新工作被创造出来。

 

　　第一次转型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起始于18世纪;第二次转型是电脑的广泛运用所推动的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起始于1973年个人电脑的兴起;第三次转型则是以2015年作为起始点，开启了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推动力的迈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

 

　　中国，作为前两次大转型的跟随者和追赶者，在第三次转型中，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面临三重挑战，或者说三重叠加。

 

　　在向数字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职场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每个人都有机会寻找合适的工作。在变化剧烈的职场，找到和抓住合适的机会对个人的发展而言变得至关重要，职场的进阶之路不再循规蹈矩。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面临更多挑战，因为职场晋升的传统被打破了。很多职业从原先的向上晋升，变成了左右运动。这种左右运动需要的可能不只是跨越公司的边界（也就是不断跳槽），可能还需要跨越不同的行业（跨界）。

 

　　有三大因素推动了此次转型，分别是哈维尔定律、摩尔定律和网络效应。

 

　　哈维尔定律。以谷歌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维尔命名的这条定律，认为未来的创新是聚合式创新，即从各种领域内现有的模块化技术出发，进行创意的合并与组合，以推出全新的高估值产品和服务。因为组合方式有非常多的可能，创新也就变得日益多元化。

 

　　摩尔定律。最早由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摩尔提出的这一定律强调，硬件的运算速度平均每18个月翻一番。在过去50多年里，摩尔定律基本上准确地描述了计算能力的几何级提高。步入数字经济时代，这种算力的增长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人工智能的能力提升，其次是训练人工智能的数据量的增长，这种数据量的增长甚至比摩尔定律描述的更快。二者相辅相成，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一大引擎。

 

　　网络效应。网络效应最简单的解释是一个数字平台上的产品和服务，使用的人越多，最新的使用者的获得感就越强。具备网络效应的平台，它的价值随着平台上所聚集的人数的增长而迅速增加，提供免费服务的平台聚合起来就可能变成高估值的公司。

 

　　哈维尔定律、摩尔定律、网络效应，这三大推动力正在推动数字经济时代所呈现的爆炸式增长。问题是，人们对数字经济带来的转变，对机器取代工作过程的理解，更像是“温水煮青蛙”。与去工业化过程中大型工厂关闭带来的失业和大量制造业岗位流失的巨大冲击和阵痛不同，这一轮转型带来的改变很难让人马上意识到。

 

　　当苹果手机刚刚面世时，谁也没有预测到它竟然是一个改变人类工作和生活方方面面的产品。最早的苹果手机基本上是一个使用触摸屏幕的进阶版iPod，甚至电话功能还因为天线问题而不甚完善。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发生了本质改变。新的围绕着智能手机作为终端的产品和服务，诸如地图、外卖、单车等，层出不穷。只是，如果问什么是数字化转型的分水岭，大多数人说不出来。历史的借鉴

 

　　科技变革到底是如何在消灭旧工作的同时又创造出新工作的？科技、商业和社会之间到底会如何相互碰撞，产生作用？历史上有不少例子值得我们借鉴。

 

　　先来看一下汽车取代马车的历程。1865年，面临蒸汽机车可能会大规模取代马车作为运输工具，甚至在由蒸汽机驱动的“汽车”会成为道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并危及马车和车夫的时候，英国推出了一条法案，俗称“红旗法案”。法案规定，在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也就是使用机器动力的车辆），需要至少3个人来操控，其中一个人需要在车辆前面几十米的地方步行，举着一面红旗，让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都知道即将有汽车经过。此外，法案还规定了汽车的限速标准，在乡村是6.4千米每小时，在城市是3.2千米每小时。这个法案有效地抑制了蒸汽动力在工业革命后发展最快的英国全面淘汰马车的步伐。法案直到30年后才被废除。此时，已经出现了新的动力方式——内燃机。

 

　　那么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在发明之后多久才全面替代了马车呢？仔细梳理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量产的汽车替代马车也花了整整20年的工夫。马车发展的极盛时期，并不是在汽车发明之初，而是在1910年左右，那个时候福特已经开始用流水线生产福特T型车了。

 

　　预测科技带来的变革特别难。1894年的伦敦《泰晤士报》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预言：到1940年，伦敦每条街道都将被埋在3米深的马粪下面。虽然1885年配备汽油发动机的汽车已经发明，但是到1910年，马粪的确成了最令纽约市政府头疼的问题，可以说《泰晤士报》准确预测了马车持续增长了十几年后的情况。它没有预测到的是，随后马车的拥有量会断崖式下跌。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马匹总量就只剩下十几年前鼎盛时期的零头。

 

　　再看一下集装箱颠覆航运业的过程。有关标准集装箱的概念很早就有人提出，但是要真正推动集装箱的使用，需要各个利益相关方——主要是船运、卡车和火车货运公司，还有码头——确定标准，这并不容易。其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码头的装船工人，装卸散装船需要几百名码头工人花上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散装货船装船时非常危险，经常有工人受伤甚至丧命。此外，散装货轮的运量也有限。而装卸集装箱只需要几个小时，运量就会大幅提升。虽然集装箱明显优于散装货轮，但是如果转用集装箱，可能会导致大量工人失业，转变首先就会遇到港口工人的抵制。另一方面的挑战则来自卡车司机。和码头工人一样，在散装船时代，任何能运货的车辆都能到码头参与运货，虽然集装箱的采用可以让卡车装卸更便捷，但是这意味着卡车司机需要花大价钱购买标准的集装箱货车，对这些司机而言，科技变革带来的痛苦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