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车上

　　早晨八点半钟他们坐车出了城。

 

　　大路是干的，四月间灿烂的太阳照得人浑身发热，然而山沟里和树林里还有残雪。严寒的、阴暗的、漫长的冬季还没有走得那么远，春天却突然来了，然而对于目前坐在大车上的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来说，温暖的天气也罢，让春天的气息烘暖的、懒洋洋的、透光的树林也罢，野外类似湖泊的大水塘上空那些黑压压成群飞翔的鸟儿也罢，美妙的、深不可测的、使人很乐于飞上去的天空也罢，都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地方。她做教师已经有十三年了，在这些年里，她坐车到城里去取过多少次薪金，那是数也数不清了，不管是象现在这样的春天，还是下雨的秋日傍晚，还是冬天，对她来说都是一样，她总是一成不变地巴望着一件事：赶快走到目的地。

 

 

 

　　她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她在这一带地方已经生活过很久很久，将近一百年了。她觉得从城里到她的学校，一路上每块石头，每棵树，她都认得。这儿有她的过去，有她的现在，至于她的未来，那么除了学校、进城往返的道路，然后又是学校，又是道路以外，她就想不出什么别的前景来了。……关于她做教师以前的往事，她已经不再去回忆，而且也差不多忘光了。从前她有过父亲和母亲；他们住在莫斯科红门附近一个大宅子里，可是那一段生活在她的记忆里只留了一点模糊而朦胧的东西，象梦景一样。她十岁那年，她的父亲去世，过了不久，她的母亲也死了。……她有个做军官的哥哥，起初还通信，后来她哥哥不再回信，就此断了音信。旧日的东西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张她母亲的照片，然而那张照片放在学校里受了潮，现在除去头发和眉毛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了。

 

　　等到车子走了三俄里光景，赶车的老人谢敏回过头来说：“城里捉住一个当官的。他给押走了。听人说，他在莫斯科跟一些德国人把市长阿历克塞耶夫打伤了。”

 

　　“这是谁告诉你的？”

 

　　“这是在伊凡·约诺夫的饭铺里，人家在报纸上看到的。”

 

　　他们又沉默了很久。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想着她的学校，想到不久就要举行考试，她得送四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应考。她正想着考试，地主哈诺夫坐着一辆四套马车从后面追上来了，去年，他曾在她的学校里当过考试的主持人。他的马车走到跟她并排的时候，他认出她来，就点一下头。

 

　　“您好！”他说。“您这是回家去吧？”

 

　　这个哈诺夫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男子，脸色憔悴，神情委靡，已经开始明显地变老，不过相貌仍旧漂亮，招女人喜欢。他一个人住在他那个大庄园里，从不出来工作。人家说他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光是在屋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嘴里吹着口哨，或者跟他的老听差下棋。人家还说他爱喝酒。确实，去年考试的时候，就连他带来的纸张也有香水和酒的气味。当时他穿一身新衣服，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很喜欢他。她跟他并排坐着的时候，老是觉得发窘。她看惯了冷漠而老练的主考官，这一个却连一句祷告词都记不得，不知道该问什么好，非常客气，殷勤，总是给学生打五分。

 

　　“我是到巴克维斯特那儿去，”他接着对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说，“不过据说他不在家。”

 

　　他们离开大道，转到一条乡间土路上，哈诺夫走在前面，谢敏跟在后面。四匹马沿着土路一步一步向前走去，费力地拖着陷在烂泥里的沉重马车。谢敏赶着车子在那条土路上曲曲折折地往前走，时而走过土丘，时而走过草地，常从大车上跳下来，帮着马拉车。玛丽雅·瓦西列芙娜一直想着学校，想着这次考试的题目，不知道是难还是容易。她想到地方自治局就不痛快，昨天她在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找到。多么不成体统！两年以来她一直要求解雇学校里的看守人，此人什么活也不干，对她态度粗暴，打她的学生，可是谁也不理她。在执行处要找到主席是困难的，即使找到，他也总是眼睛里含着泪水，说他抽不出工夫来。学监每三年到她的学校里来一次，对他的本行一点也不懂，因为早先他在税务局工作，托了人情才谋到学监的职位。校务会议很少召开，而且在什么地方召开也不得而知。督学是个识字不多的乡下人，他是制革作坊的老板，头脑不聪明，态度粗鲁，同那个看守人十分要好。上帝才知道她该去找谁诉说，要主意。……“他确实漂亮，”她看哈诺夫一眼，暗想。

 

　　道路越来越糟。……他们的车子驶进一个树林。这儿的道路很窄，马车转不过身来，车辙很深，灌满了水，咕唧咕唧地响。带刺的树枝打人的脸。

 

　　“这叫什么路啊？哈诺夫问，笑起来。

 

　　女教师看着他，不明白这个怪人为什么住在此地。在这个荒僻的地方，在这种满是泥泞、寂寞无聊的环境里，他的钱财、他的招人喜欢的外貌、他的文雅的风度对他能有什么用处呢？

 

　　他在生活里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就拿眼前来说，他跟谢敏一样，在这极端恶劣的小道上慢腾腾地赶路，忍受同样的不方便。既然他能住在彼得堡，住在国外，那么何必住在这儿呢？看样子，要他这个阔人把这条坏路修成一条好路，免得受苦，免得看见他的车夫和谢敏的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那是不算一回事的；然而他光是笑笑，显然，对他来说，什么都无所谓，他并不需要更好的生活。他心好，温和，天真，不了解这种粗鄙的生活，不熟悉它，就象在考试的时候不熟悉祷告辞一样。他仅仅捐给学校一些地球仪，就真诚地以为自己在民众教育方面是个有益的人和杰出的活动家。在这种地方谁需要他的地球仪啊！

 

　　“坐稳，瓦西列芙娜！”谢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