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公交车到站了，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大爷起身准备下车，拎着一提卷筒纸。大爷伛偻着腰慢慢走着，那提纸显得又重又长，尾部拖在车厢里，在地上划过清晰的印痕。看着老大爷步履蹒跚的样子，不由得想起了父亲。

父亲这样大的年纪，也是经常一个人出去买东西。我总是对他说，重东西让我们来买吧。他呵呵一笑：“我走得动。”有一次他独自去超市买米，摔倒在电梯上，保安把他送回来时，我发了好大的火，父亲一句话也没有分辩，嗫嚅着站在那里，像个小孩子。父亲就像小时做错事的我，一言不发听我训斥。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患痛风已经很久了。之后，父亲依然我行我素，每个超市都去比较价格，为了省一两毛钱，常常跑老远。

父亲一生节约，想让他多掏一两毛钱是不可能的事。记得小时候粮食要靠计划供应，父亲常打趣：“我们工作的同志，一个月28斤粮，你们小孩子，一个月有32斤。我们还比不上你们哦！”印象中，父亲说这话时，总是捧着一个小搪瓷盆子，吃完一盆饭，却总是意犹未尽的样子。一到假期，为了挣齐我们几个孩子的学费，他常到工地去做土工，我们给他送饭的时候，总见他在烈日下晒着。人们都说，这哪像一个老师，纯粹的农民啊。父亲笑着：“我本来就是一个农民。”是的，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老师，他穿着黄胶鞋，挽着裤腿，推着永久牌加重自行车，在泥泞小路上急匆匆赶着。记得他穿得一件棉衣，是母亲手工做的，深蓝色的花，足足穿了十多年才换下。所以，跟经历了那个饥饿年代的所有人一样，你要叫他多花一两毛钱，纯粹是要了他的命。

父亲工资不高，要精打细算才行。每个月发了工资，他总是给外婆、爷爷送一份钱去。说他们苦了一辈子，又不能长期在身边照顾他们，一点钱仅能略表心意。剩下的钱，除了安排生活，也就所剩无几了。记得每个月发了工资，父亲眉宇间洋溢着喜气，抱了我坐在他腿上，掏出几张十元的叫我数，数来数去就那么几张，而我却乐此不疲。数完了，父亲总要拿出那么一毛几分的零票子给我，叫我好好存着。

他常说：“等小梅读书就好了。”我读书了，他又说：“等上初中就好了。”等上初中了，他又说：“等上高中就好了。”在一年一年的期盼中，我这最小的孩子读高中了，上大学了，工作了，终于成人了。记得结婚那天，在台上，父亲没有发言，看着我，眼睛里浸着眼泪，几乎要哭出来。兴奋的我当时很是不解，这样高兴的日子，用得着哭吗？多年以后，我有了孩子，再去参加同事孩子的婚礼，看到他们将女儿的手交到另外一个男人的手里，突然想哭。想起父亲那满眼的泪水，很后悔未经世事的我当时没能给父亲一个拥抱，没能告诉他，我不会走远的，我们同在一个城市，我可以与他们同住。

而父亲死活不愿意与我同住。他用辛苦了大半辈子的钱资助我买了房子，从来没来住过一晚。他总说：“我走得动。等我走不动了，我也不麻烦你们。”所以，依然每天逛超市，大包小包地买东西，一到周末，就打电话让我们去吃饭。饭桌上照例是大鸡大鱼，他因为痛风不能吃，只能吃些青菜。可是他看着我们吃，笑着，吃完了饭我们要洗碗，他推开我们，让我们陪母亲说说话，自己慢慢地去收拾，常常要收拾许久才好。而我们没来得及与他摆谈，又要回家了。

父亲很关心国事，领导换届、钓鱼岛他都如数家珍。常常对我说：“你们单位看过的报纸拿回来给我看吧。”我嫌麻烦，懒得拿。他说了好多次，说看完了还可以练字。我口里答应着，却常忘记。他就自己去街上接报纸样的小广告，在那上面练字。父亲毛笔字写得好，那些年没有装潢店的时候，县委大门的春节对联有时都是他写。他常教育我要好好练字，说字如其人，我也总是答应着，一转过头就丢掉了。

总想着哪一天有了钱，有了时间，带父亲去外地旅游一次。却总是没有余钱，没有时间。他又说，小孩子放在他那里去住吧，他有时间，老年人瞌睡少，早上起床准时，不像我们一天总忙。于是，小孩子他就照顾着。那天，我去看他，他正在看新闻联播，看见我来了，忙说：“你来了，快坐！想吃什么，有苹果、桔子，自己拿。我去里屋看电视，你在外面看吧。”我看着父亲蹒跚走进里屋，看着他满头的白发，突然觉得：父亲老了。

而那一晚，竟是我同父亲说话的最后一晚。第二天，他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由于出血量大，抢救了很多天后，医生宣告放弃医治。我眼里噙着泪，拉着姐姐的手，说：“我们以后就没有爸爸了，再也没有爸爸了。”再没有人像父亲那样抱着我了，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呵护着我了。总想着等有时间了好好回报父母，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老年人快些嘛，叫年轻人买这些东西嘛。”售票员不耐烦地呵斥着我面前的老大爷，我忙起身，帮着老大爷拎着纸下了车。想着，父亲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训斥呢，是不是也有人帮他拎呢？

老大爷忙不迭声地说着谢谢，我满眼泪水，却哽咽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