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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求过您不要收拾我的桌子，”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说。“您收拾过后，就什么东西都休想找得着。那张电报在哪儿呢？您把它扔到哪儿去了？麻烦您找一找。电报是从喀山打来的，写着昨天的日子。”
 

 

　　使女脸色苍白，长得很瘦，带着淡漠的脸容，在桌子底下字纸篓里找到几张电报，默默地把它们递给医师，可是那些都是本城的电报，由病人打来的。随后他们到会客室去找，又到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的房间里去找。

 

　　这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钟了。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知道他妻子一时不会回家，至少要到早晨五点钟左右才回来。他不相信她，每逢她很久不回来，他总是睡不着，苦恼，同时看不起她的妻子，看不起她的床，看不起那面镜子，看不起她那精美的糖果盒，看不起每天总有人送给她并且弄得整个房子里弥漫着花店的浓香的那些铃兰和风信子。在这样的夜晚，他总是变得小气，任性，吹毛求疵，现在他就十分需要昨天他弟弟打来的电报，其实这个电报除了庆贺节日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

 

　　在他妻子的房间里，他在桌子上一个信笺盒下面找到一份电报，匆匆看了一眼。电报是由一个署名Michel①的人从蒙特卡洛打给他的岳母，要她转给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的。……那电文医师一个字也看不懂，因为用的是外国文字，大概是英文吧。

 

　　“这个米谢尔是谁？为什么从蒙特卡洛打电报来？为什么打给我的岳母？”

 

　　他在七年来的婚姻生活当中已经习惯于怀疑，猜测，抓住罪证。他不止一次地想到，由于这种家庭里的训练，他现在可以做一名出色的暗探了。他走到书房里，开始思考，立刻想起一年半以前他跟妻子一块儿到彼得堡，跟现在担任交通局工程师的中学同学一块儿在久勃饭店里吃早饭，这位工程师给他和他妻子介绍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名字叫米哈依尔·伊凡内奇，姓很短，而且有点怪：利斯②。过了两个月，医师在他妻子的照片簿上看见这个年轻人的照片，照片上有法文的题词：“纪念现在，希望将来；”后来他有两次在他岳母家里见到他本人。……这正好发生在那样一段时期：他妻子开始常常出门，要到早晨四五点钟才回到家里，老是要求他替她办理出国护照，可是他回绝她，于是他们家便整日里发生很厉害的口角，弄得他见到仆人都觉得难为情。

 

　　半年前医师的同事诊断他得了肺病，劝他丢开一切，到克里米亚去。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听到这个消息，装出很惊恐的样子。她开始跟丈夫亲热，反复说明克里米亚又冷又乏味，最好到尼斯③去，又说她要一块儿去，在那儿照料他，看护他，爱抚他。……现在他才明白他妻子为什么单单想到尼斯去，原来她的米谢尔就住在蒙特卡洛。

 

　　他拿过英俄字典来，翻译电文里的词，揣测那些词的含义，渐渐凑成这样的句子：“为我亲爱的情人的健康干杯，一千次吻她的小脚。急盼来临。”他暗自想象，假如他同意跟他妻子一块儿到尼斯去，他就会扮演一种多么滑稽而可怜的角色。他气得差点哭出来，十分激动地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

 

　　他的自尊心，他的平民的反感，在他心里翻腾起来。他憎恶得握紧拳头，皱起眉头，问他自己：他，一个乡村教士的儿子，一个受过宗教学校教育的学生，一个直心肠的、粗鲁的、以外科医师为业的人，怎么会甘愿当这个软弱的、无聊的、出卖灵魂的、下流的人的奴隶，那么丢脸地受这个人的辖制？

 

　　“小脚！”他揉皱那张电报，嘟哝说。“小脚！”

 

　　自从他爱上她，向她求婚，随后跟她共同生活七年以来，在他的回忆里留下的就只有一头香喷喷的长发，一团柔软的花边，一双确实很小很美的脚。直到现在，他的手上和脸上似乎还保留着从旧日的拥抱中留下的丝绸和花边的感觉，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要是不算上发癔症、尖叫、责难、威胁、老脸皮的和负心的谎话，那就真的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了。……他记起从前在乡下他父亲的家里，往往会有一只鸟无意中从院子里飞进屋里来，开始猛烈地撞击玻璃，打翻各种物件，如今这个女人也是从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圈子里飞进他的生活，把他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他一生中最好的岁月象在地狱里那样度过，幸福的希望破灭了，受到了嘲弄，他的健康丧失了，他的各个房间里满是庸俗的、妓院般的摆设。他每年挣一万卢布，却无论如何也抽不出哪怕十个卢布来汇给他的身为教士妻子的母亲，而且已经欠下一万五千卢布的债务，立了借据。看来，即使他家里住上一伙强盗，他的生活也不致象目前这样，因为有了这个女人而变得这么令人绝望，这么不可救药地残破。

 

　　他咳嗽起来，不住地喘气。应该躺到床上去，暖和一下才对，可是他做不到，仍旧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或者挨着桌子坐下，拿起一管铅笔烦躁地在纸上画着，信手写道：“试笔。……小脚。……”将近五点钟，他浑身衰弱，把一切罪责都加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了。这时候他觉得，假如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嫁给另外一个人，而那个人能够对她产生良好的影响，那么，谁知道呢，说不定最后她会成为一个善良、诚实的女人；而他呢，却摸不透别人的心理，不懂得女人的心，况且他又不招人喜欢，粗鲁。……“我的寿命已经不长了，”他想，“我是个死人了，不应该妨碍活人。现在，实际上，再坚持我的某些权利，未免古怪而愚蠢。我索性跟她说穿，让她到她心爱的人那儿去好了。

 

　　……我跟她离婚吧，由我来承担罪名就是。”

 

　　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终于回来了，照她原来的打扮，穿着白斗篷，戴着帽子，穿着套鞋，走进他的书房里来，往圈椅上一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