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王国

 

　　一、前夜

 

　　这儿有一大叠钞票。这是森林中那个别墅的总管汇来的。

 

　　他在信上写道：他汇去一千五百卢布，这笔钱是他在法院二审中胜诉，依照判决，从某某人那里取得的。安娜·阿基莫芙娜不喜欢而且害怕象“依照判决取得”和“胜诉”这类字眼。她知道没有司法制度不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逢常常跟人家打官司的工厂经理纳扎雷奇或者别墅总管替她打赢一场官司，她总是心惊肉跳，好象问心有愧似的。现在她也心惊胆战，觉得不自在，一心想把这一千五放到远处去，免得看见它。

 

　　她烦恼地暗想：她今年二十六岁，那些跟她同年龄的女人如今正操持家务，做得累了，就香甜地睡一觉，到明天早晨醒来，心情愉快，象过节似的。她们有许多人早已结婚，有子女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什么缘故，却得象老太婆似的，坐着看这些信，在信上加批语，写回信，然后整个傍晚什么事也不做，一直熬到午夜，光是等着困倦了好去睡觉；而明天呢，一整天会有许多人来拜节，向她请托种种事情；到后天，工厂里一定会出事，例如某人挨了打，或者某人酗酒死了，她就会由于某种缘故感到良心痛苦；等到节期过完，纳扎雷奇会因为工人旷工而开除二十来个人，那二十来个人就会脱下帽子，一起来到她家门口，站着不走，她却不好意思出去见他们，临了，他们象狗似的让人赶走。于是所有的熟人都会背着她纷纷议论，给她写匿名信，说她是大财主，剥削者，说她吞吃别人的生命，吸工人的血。

 

　　桌上靠边的地方放着一叠信，她已经看过，放在一边了。

 

　　那都是告帮的信。写信的人中有挨饿的，有酗酒的，有家里人口众多、负担很重的，有患病的，有受屈辱的，有怀才不遇的。……安娜·阿基莫芙娜已经在每封信上加了批语，有的给三个卢布，有的给五个，这些信今天就要送到帐房去，明天帐房会分发救济金，或者用那些职员的话来说，就是“喂野兽”。

 

　　此外还有四百七十个卢布要零星散发出去，那是一笔存款的利息，这笔存款是由去世的阿基木·伊凡内奇立下遗嘱专供周济穷苦人用的。明天将会挤得不象样子。从大门口到帐房门口会排上一长行陌生人，他们面目狰狞，衣服褴褛，挨冻受饿，已经喝醉酒，用沙哑的声音把恩人安娜·阿基莫芙娜和她的父母歌颂一番。后面的人挤前面的人，前面的人就用难听的话叫骂。帐房里的职员被喧哗声、相骂声和哭诉声吵得心烦，就跳出来，照准什么人的脸打一个嘴巴，招得大家直乐。她自己的人，那些工人，却在节日前除了工资以外什么也得不到，这时候已经把工资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站在院子里瞧着发笑，有的看得眼热，有的冷嘲热讽。

 

　　“商人，特别是商人的女眷，往往喜欢叫化子胜过喜欢自己的工人，”安娜·阿基莫芙娜暗想。“事情永远是这样的。”

 

　　她的眼光落在那叠钞票上。明天把这些不需用的、讨厌的钱分发给工人倒挺好，可是白白给工人钱也不行，如果这样做，他们下一次会再来要。况且工厂里总共有一千八百多名工人，他们的妻子和儿女还没算在内，那么这一千五顶得了什么事？要不，就这么办：从这些写信来告帮的人们当中，挑出一个不幸的、对美好的生活早已失去希望的人来，把这一千五送给他。这笔钱会象晴天霹雳似的把那个可怜人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定他会生平第一次感到幸福。安娜·阿基莫芙娜觉得这个想法倒也新奇有趣，使她着迷。她就从那叠信里随意抽出一封，看了一遍。有一个姓恰里科夫的十二品文官早已失业，害着病，住在古兴家的房子里，他的妻子得了痨病，有五个年纪很小的女儿。安娜·阿基莫芙娜对恰里科夫住着的那所古兴家的四层楼房子是很熟悉的。啊，那是一所难看的、朽坏的、于健康有害的房子！

 

　　“我就把这笔钱送给恰里科夫好了，”她决定。“我不打算派人送去，还是我自己走一趟，免得多费口舌。对，”她想着，把那一千五放进衣袋里。“我去看一看，也许可以给那些小姑娘想点办法呢。”

 

　　她高兴起来，就拉了拉铃，吩咐套车。

 

　　等到她坐上雪橇，已经傍晚六点多钟了。各幢厂房的窗子里灯光明亮，因此这个大院子显得很黑。大门旁边，院子深处，靠近仓库和工人宿舍的地方，都点了电灯。

 

　　这些幽暗阴沉的厂房、仓库、工人所住的宿舍，安娜·阿基莫芙娜都不喜欢，看着害怕。那幢主要的厂房，她在父亲去世以后只去过一次。那些架着铁梁的高天花板，那许多转得很快的大轮子，传送带，杠杆，那种尖利刺耳的嘶嘶声，钢板的磕碰声，斗车的吱吱嘎嘎声，蒸气粗嗄的声响，那些苍白的或者通红的，再不就是扑满煤灰而乌黑的脸膛，那些汗湿的衬衫，那些由钢、铜、火焰放出的亮光，那种油脂和煤炭的气味，那种时而火热、时而冷飕飕的风，在她心上留下了地狱般的印象。她觉得那些轮子、杠杆、炽热而嘶嘶响的汽缸似乎极力要从它们的羁绊里挣脱出来，打死那些工人；而工人们呢，带着操劳的脸色，听不见彼此所说的话，跑来跑去，在机器旁边忙忙碌碌，仿佛极力要阻止它们可怕的活动似的。他们把一个什么东西指给安娜·阿基莫芙娜看，恭恭敬敬地对她解说一番。她记得在锻铁车间里，人们从火炉里拉出一块烧红的铁来，有一个头上扎着小皮带的老人和另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胸前挂着表链、带着气愤的脸容、多半是个工头的年轻人抡起锤子砸那块铁，砸得金黄色的火花往四下里飞溅，过一忽儿，她面前就哗啷一响，摊开一大块铁板。老人笔直地站在那儿，面带笑容，年轻人用衣袖擦着汗湿的脸，对她解说着什么。她还记得在另一个车间里有个独眼的老人在锯一块铁，铁屑纷纷撒下来；有一个头发棕红色的工人戴着黑色眼镜，穿着满是窟窿的衬衫，在旋床旁边干活，用一块钢制造什么东西，那旋床在轰响，尖叫，呼啸，闹得安娜·阿基莫芙娜直恶心，好象有个什么东西正在钻她的耳朵。她瞧着，听着，什么也不懂，好意地微笑着，觉得难为情。你靠这个企业吃饭，从它那儿拿到几十万卢布，可是你却不了解它，也会喜欢它，这是多么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