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

 

　　一

 

　　我接到这样一封信：

 

　　巴威尔·安德烈耶维奇先生！离您不远，就在彼斯特罗沃村里，发生了一些可悲的事，我认为我有责任把这些事通知您。这个村子的全体农民本来已经卖掉他们的农舍和所有的家私，往托木斯克①省迁移，可是没有走到那儿就折回来了。此地的东西，当然，再也没有一件属于他们所有，统统归在别人名下了。他们三四家人合住一个农舍，因此每个农舍的人口，男男女女不下于十五口，小孩还不计算在内。最后要说的是他们没有东西吃，挨饿，普遍得了斑疹伤寒流行病，简直人人都病倒了。女医士说：人一走进农舍，看见的是些什么呢？大家都在生病，说胡话，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气得发疯。农舍里满是臭气，没有水供人喝，也没有人给他们水喝，食物只有坏土豆。女医士和索包尔（我们的地方自治局的医师）看出他们需要的首先是粮食，其次才是药物，可是他们偏偏缺粮食。那么医务人员又有什么办法？地方自治局执行处拒绝赈济，因为那些农民的户口已经在地方自治局注销，归入托木斯克省了。再者，地方自治局也没有钱。我把这件事告诉您，知道您为人仁慈，因此，求您火速周济他们，请勿推辞是幸。

 

　　为您祝福的人。

 

　　显然，这封信是女医士本人或者冠着野兽姓氏②的医师写来的。地方自治局的医师和女医士之流，一连许多年，天天相信他们没有办法可想，可是却仍旧靠那些只有坏土豆糊口的人领到薪水，而且不知什么缘故竟然自以为有权判断我仁慈不仁慈。

 

　　除了这封匿名信以外，每天早晨总有些农民跑到我家的仆人厨房里来，跪着不走，晚上又有人来捣毁防护墙，从我家谷仓里偷走二十大袋子黑麦。再者，平时的谈话、报纸、恶劣的天气也弄得我心情郁闷，总之所有这些都扰乱我的心境，因而我工作得无精打采，很不顺利。我在写《铁路史》，这需要读许多俄国的和外国的书籍、小册子、杂志论文，而且必须打算盘以计算数字，查对数表，思考，写作，然后再读书，再打算盘，再思考。可是我刚刚拿起书来或者开始思索，我的思想就乱成一团，我的眼睛眯缝起来。我就叹口气，离开书桌，在这个空荡荡的乡村住宅的大房间里走来走去。等到我走得厌烦，在我书房的窗前站住，我的眼光就越过宽阔的院子，越过池塘和一棵光秃的小桦树，越过不久以前铺着白雪而如今正在融雪的广大田野，看见天边一个高冈上聚着一堆深褐色的农舍，有一条黑色的泥泞道路从那儿顺着高坡溜下来，不规则地蜿蜒着，象一条长带。那就是彼斯特罗沃村，也就是匿名人写信告诉我的那个村子。要不是一群预告天要下雪或者下雨的乌鸦呱呱地叫唤，飞过池塘和田野上空，要不是木匠的小板棚里有敲打声，那么目前大家议论纷纷的那个小小世界看上去就象是死海了。那儿的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停滞，缺乏生气，乏味！

 

　　我这种心神不宁的情绪妨碍我工作，妨碍我聚精会神。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一心相信这是幻想破灭。确实，我辞掉交通部的工作，回到村子里来，就是贪图这儿生活安静，可以从事有关社会问题的著述。这原是我由来已久的、心爱的梦想。可是现在却得跟安静告别，跟著述工作告别，丢下一切，专门去管农民的事了。这是没法避免的，因为我相信，这个县里除我以外，根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给那些饥民什么帮助。我四周的人都是些没有受过教育、思想不开展、漠不关心的人，其中绝大多数都不正派，或者即使正派，却又任性而不认真，例如我的妻子就是这样。依靠这样的人是不行的，丢下那些农民不管，让他们去听天由命也不行，于是剩下来可做的就只有顺应需要，由我亲自动手把那些农民的生活纳入正轨。

 

　　我第一步决定，捐出五千银卢布赈济饥民。可是这并没有减轻我的不安，反而加强了这种不安。我在窗前站住，或者在各处房间里走来走去，老是有一个以前没遇到过的问题来折磨我：怎样处理这笔钱呢？派人买粮食来，然后挨家散发，那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办得成的，更不要说匆忙中还有危险，发给吃饱肚子或者领来粮食转手倒卖的人也许出发给饥民的粮食反而多一倍。行政机关我是不信任的。所有那些地方自治局长官啦，税务督察员啦，都是年轻人，我对他们就象对当代一切只重实利而没有理想的青年一样不能轻易信任。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乡公所以及本县一切机关也丝毫引不起我向他们求援的心意。我知道这些机关已经咬住地方自治局和国库的馅饼，而且每天张开嘴等着，准备一有机会再咬住另一个什么馅饼。

 

　　我灵机一动，想邀请附近的地主们到我家来，对他们提出建议，在我家里组织一个委员会或者中心之类的机构，由它把所有的捐款汇总起来，在全县散发赈款，发布指示。这样一个机构可以使人们常常会商，可以进行广泛而得力的控制，这倒完全合我的意。可是我想象那些小吃啦、午饭啦、晚饭啦，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本县人士必然会带到我家里来的嘈杂、闲散、饶舌、低级趣味，我就赶紧放弃这种想法了。

 

　　讲到我自己家里的人，我却最不能期望他们会给我什么帮助或者支持。我的头一个家庭，也就是我父亲的家庭，原本人口众多，十分热闹，现在却只留下一个完全不中用的人，就是女家庭教师Marie③小姐，或者按照现在大家对她的称呼，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她是个身材矮小、为人古板的七十岁的老太婆，穿一件浅灰色连衣裙，戴一顶镶着白丝绦的包发帽，活象个瓷娃娃。她老是坐在客厅里看书。每逢我走过她面前，她总是知道我沉思默想的原因，说：“您要怎么样呢，巴沙④？我早就说过事情会弄到这个样子。您从我们家里这些用人身上就看得出来。”

 

　　我的第二个家庭包括我和我的妻子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她住在楼下，占据楼下所有的房间。她在楼下吃饭，睡觉，招待客人，完全不关心我怎样吃饭，怎样睡觉，招待一些什么客人。我们的关系平平常常，并不紧张，然而冷淡，空虚，乏味，如同那些早已彼此疏远因而即使一个住在楼上一个住在楼下也没法互相亲近的人一样。先前娜达丽雅·加甫利洛甫娜在我心里激起的那种热烈而又不安宁的爱情，时而甜蜜，时而又象艾草那么苦，如今却不复存在，就连往日的口角、高声的谈话、责难、抱怨、突然发作的憎恨也已经不存在了（这类发作照例这样结束：我妻子出国旅行或者回娘家去了，我呢，给她稍稍汇一点钱去，不过汇钱的次数很多，为的是要常常刺痛我妻子的虚荣心）。我那骄傲的、爱面子的妻子和她的亲属是靠我的钱养活的，我妻子虽然心里不愿意，却没法拒绝我的钱，这使我心中暗暗痛快，成为排解我的愁闷的唯一安慰了。现在，每逢我们偶尔在楼下过道上或者院子里相遇，我总是点一点头，她也有礼貌地笑一笑。我们谈到天气，说眼下似乎该装双层窗子⑤了，又说有人坐着马车，响着铃铛，顺着堤坝走过去；同时我在她的脸上看出这样的表情：“我对您是忠实的，不会破坏您十分珍爱的您那好名声；您呢，也聪明，不来搅扰我，我们谁也没有对不起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