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5)

 

　　可是彼得·米海雷奇仍旧喜爱符拉西奇，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力量；不知什么缘故，他从来也没有勇气反驳他的话。

 

　　符拉西奇找了个离他非常近的地方坐下，以便在黑暗里，在哗哗的雨声里讲话。他已经嗽过喉咙，准备讲述他的结婚经过这一类冗长的故事，可是彼得·米海雷奇再也听不下去了。他一想到马上要跟他妹妹见面就感到苦恼。

 

　　“是的，你在生活里不走运，”他柔声说，“不过，对不起，我们的话离开正题了。我们谈的不是正事。”

 

　　“对了，对了，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符拉西奇说，站起来。“我对你说，彼得鲁沙，我们的良心是清白的。我们没有举行婚礼，可是我们的婚姻完全合法，这是用不着我来证明的，你也用不着再听我解释。谢天谢地，你跟我一样思想解放，在这方面我们不可能有什么分歧。讲到我们的将来，也不应该使你担惊受怕。我要让齐娜幸福，为此工作到筋疲力尽，连晚上也不睡觉，总之使出全部力量来。

 

　　她的生活会过得很好。你要问：我能做到这一点吗？我能，老兄！一个人时时刻刻只想着一个目标，那么他的愿望就不难达到。不过我们到齐娜那儿去吧。应当叫她高兴一下才对。”

 

　　彼得·米海雷奇的心开始急剧地跳动。他站起来，跟着符拉西奇走进前厅，从那儿走进大厅。在这个高大而阴森的房间里只有一架钢琴和一长排古老的、镶着铜饰的椅子，这些椅子从来也没有人坐过。钢琴上点着一支蜡烛。他们从这个大厅默默地走进饭厅。这儿也宽敞而不舒服。房中央放着一张大桌子，桌面由两块板镶成，下面有六条粗腿，这儿只点着一支蜡烛。一架时钟装在红色的大框子里，象是神龛，时针指着两点半。

 

　　符拉西奇推开一扇通到隔壁房间的门，说：“齐诺琪卡，彼得鲁沙到我们这儿来了！”

 

　　立刻响起了匆忙的脚步声，齐娜走进饭厅来了。她身量高，长得丰满，脸色十分苍白，就跟彼得·米海雷奇在家里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时候一样。她穿黑色的裙子和红色的短上衣，腰带上有一个大扣环。她伸出一只手搂住哥哥，吻了一下他的鬓角。

 

　　“好大的暴风雨！”她说。“刚才格利果利一出去，整个房子只剩下我一个人守着了。”

 

　　她并不慌张，瞧着哥哥，诚恳而爽朗，就跟在家里一样。

 

　　彼得·米海雷奇瞧着她，也不再感到慌张了。

 

　　“不过话说回来，你是素来不怕暴风雨的，”他说，在桌子旁边坐下来。

 

　　“不错，可是这儿都是大房间，房子又老，天一打雷就震动得乱响，好比一个装着食具的柜子。一般说来，这是一所挺可爱的房子，”她接着说，在哥哥的对面坐下来。“这儿不论哪个房间都有一段生动的历史。你想想看，格利果利的祖父就是在我那个房间里开枪自杀的。”

 

　　“八月里我们就会有钱，我要修好果园里那间小屋，”符拉西奇说。

 

　　“不知什么缘故，打雷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他的祖父，”齐娜接着说。“在这个饭厅里，从前有个人给活活打死。”

 

　　“这是实在的事，”符拉西奇肯定道，他那对大眼睛看着彼得·米海雷奇。“在四十年代，有个姓奥里威尔的法国人租下了这个庄园。他女儿的肖像如今还丢在我们的阁楼上。她长得很好看。据我的父亲告诉我说，这个奥里威尔看不起俄国人，嫌俄国人愚昧，而且残忍地耍弄他们。例如，他硬要教士走过庄园的时候，相距半俄里远就得脱掉帽子。又如，每逢奥里威尔一家人坐车穿过村子，教堂就得敲钟。他对待农奴，对待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当然更不客气。有一次，一个俄国流浪汉的儿子路过此地，他心地善良，很象果戈理笔下的神学校学生霍玛·布鲁特④。他要求留宿一夜，管事们很喜欢这个人，就留下他在帐房里工作。这件事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这个神学校学生煽动农民，又有人说，似乎奥里威尔的女儿爱上了他。我不知道哪一个说法实在，总之，有一天傍晚，奥里威尔把他叫到这儿来，盘问他，然后吩咐人打他。你知道，奥里威尔本人坐在这个桌子旁边，大口喝着波尔多酒⑤，瞧着那些养马的打神学校学生。他大概是在逼口供。神学校学生经不起酷刑，将近早晨给打死了，他们就把他的尸首藏起来。据说那尸首被丢在柯尔托维奇的池塘里。这引起一场官司，可是那个法国人塞给当局几千卢布，他自己离开此地，到阿尔萨斯去了。正巧租期已满，事情就这么了结了。”

 

　　“好一个坏蛋！”齐娜说，打了个哆嗦。

 

　　“不管奥里威尔也好，他女儿也好，我父亲都记得很清楚。

 

　　他说那个美人儿俊极了，同时又性情古怪。我猜想，神学校学生把两件事都做了，既煽动了农民，也打动了女儿的心。说不定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神学校学生，而是一个隐姓埋名的人呢。”

 

　　齐娜沉思了。神学校学生和法国姑娘的故事显然把她的幻想引到远处去了。在彼得·米海雷奇看来，这个星期她的外貌一点也没改变，只是脸色显得更苍白了一点。她神态安详，平平稳稳，好象跟她哥哥一块儿到符拉西奇家来做客似的。可是彼得·米海雷奇却感到自己起了点变化。真的，以前她住在家里的时候，他什么话都敢跟她说，现在呢，他却连‘你在这儿过得怎么样’这样简单的问题都问不出口了。这么问，似乎不妥当，也不必要。大概她自己也起了这样的变化。她并不急着把话题转到她母亲，转到她家里，转到她跟符拉西奇的爱情上去。她并不为自己辩白，也不说自由结合比合法婚姻好，更不激动，而是平静地思考奥里威尔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