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与咖啡，不见不散(2)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闭门造车只会令作家文思枯竭，作家需要时不时走出自己的屋子，聆听外部世界的声音。格调典雅的咖啡馆，无疑是最理想的去处。许多作家、艺术家相聚咖啡馆，一间原本默默无闻的咖啡馆，就不仅仅是喝咖啡的地方，而且开始孕育耐人寻味的故事，甚至传奇；而咖啡呢，也被赋予更多的意蕴和色彩。以浪漫著称的法国人，这样形容咖啡：浓黑如恶魔，滚烫若地狱，清纯似天使，甜蜜像爱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尚未成名的海明威来到巴黎，流连于左岸的咖啡馆。在那里，他与一些赫赫有名的文坛前辈邂逅。在女作家格特鲁·斯坦因的熏陶下，他另辟蹊径，终于写就《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这两部传世佳作。而这段于迷惘中苦苦挣扎的遭际，后来成为他许多短篇小说的原始素材，一点都不浪费。1954年，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左岸的几家咖啡馆因他曾频频光顾，迅速声名大噪。1957年，当44岁的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漫卷诗书喜欲狂”，邀请朋友们到左岸的圆顶咖啡馆，举杯庆贺。而7年后的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的那一天，获奖者萨特却出人意料地平静，他像往常一样，与女友波伏娃坐在德弗罗朗咖啡馆里，一边耐心地等待着侍者上咖啡，一边若无其事地抽着他的马格利特烟斗。也是在这家咖啡馆里，他写下了著名的拒领声明：“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我都不接受，我只接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

 

　　是那一杯杯飘逸着智慧与梦想的醇香的咖啡，以及风格迥异的咖啡馆，见证了法兰西文学史上一段璀璨的美好时光。把镜头切换到当代。在莫迪亚诺的《青春咖啡馆》里，咖啡馆依然文艺范儿十足，只是物是人非，往昔的旖旎风光已随风而逝，掩卷沉思，哽在喉头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惆怅与悲凉。

 

　　咖啡最初登陆中国，同样，与文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21年，田汉创作的独幕话剧《咖啡店之一夜》上演，首次将来自异域的“咖啡馆情调”，带给羞涩而含蓄的国人。该剧虽然诞生于日本，但背景却选择了老上海的咖啡馆。即使声称不喜欢咖啡的鲁迅，也无法与咖啡“摆脱干系”。20世纪30年代，为筹备左翼作家联盟，位于北四川路的公啡咖啡馆，成为他经常造访之地。只是，他依然故我，不喝咖啡，而只要一杯绿茶，这令公啡的主人大失所望。然而，失落只是暂时的，获得感却是恒久的。因为公啡的对面便是内山书店，这样，家、内山书店和公啡咖啡馆，便构成了鲁迅文学活动的三角地带。1934年，萧军和萧红带着小说手稿，风尘仆仆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便是先到内山书店与鲁迅见面，然后再由鲁迅带去公啡聊天，成就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盡管肠胃始终是地道的中国式的，但鲁迅在日记里，还是不止一次描写去公啡与文朋诗友小聚的情景，难掩他对公啡怀有的特殊情结。因为与文学不期然的邂逅，公啡当之无愧成为“那个年代最有名的咖啡馆”。

 

　　随着国门开放，速溶咖啡迅速走俏，咖啡的神秘面纱仿佛在一夜之间便被揭去，进入寻常百姓之家。咖啡馆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善于吐故纳新的国人，渐渐不再满足于速溶咖啡的潦草，开始尝试自己亲手制作，意式、美式，乐在其中，将其演绎为一种生活时尚。不过，咖啡馆还是要去的。我的一些文友，便喜欢背着沉甸甸的电脑，悄悄潜入咖啡馆，选一个僻静的靠窗户的角落，心无旁骛地埋头码字。咖啡馆里独有的气息，足以令人心神安宁。写累了，喝杯咖啡，顺便打量玻璃窗外穿梭的人潮，就像躲在时光深处；或者，仅仅读几页书，发发呆。我偶尔去的一家咖啡馆里，四壁便很贴心地摆满书，可以随便翻阅。遗憾的是，这些书，并不特别受宠，多数时候，神情落寞，无人问津，只是作为一种点缀或符号而存在，委屈地挤在一起。

 

　　有媒体乐观地预测，未来中国的咖啡市场，将迎来“井喷”时代，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新兴的最大的咖啡消费市场。越来越多的人将走进咖啡馆，敞开被茶宠坏了的肠胃，接纳咖啡释放的苦与香。的确，茶是内敛的，袅袅飘逸着出尘的气息；而咖啡则是充满激情、活力四射的，更多的意味着入世，似乎更契合当前这个阔步前行的时代。但愿那时，我们身边，不只多了些不可救药的“咖啡控”，同时被青睐的，还有文学。期待一场文字与咖啡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