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意思的尾巴

 

　　一

 

　　在俄罗斯，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是三品文官，勋章获得者。他有那么多俄罗斯的和外国的勋章，每逢他必须把它们一齐戴在胸前的时候，大学生就管他叫做“圣像壁”。他所结交的人物都是最赫赫有名的，至少，近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以来俄罗斯的知名学者没有一个不与他有过亲密的交往。现在他没有可交的朋友了，可是讲到过去，他的著名朋友的长名单却是以皮罗戈夫①、卡维林②、诗人涅克拉索夫这样的名字结尾的，这些人都跟他有极为真诚、亲切的友谊。他是俄罗斯所有的大学和三个外国大学的委员。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再加上以外许多也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构成了我的所谓名声。

 

　　我这个姓名是人人都知道的。在俄罗斯，凡是能读会写的人都知道。在外国，大学讲坛上提起它的时候，总要冠上“著名的、可敬的”这类字眼。这个名字归在少数幸运的名字当中，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和报刊文章里辱骂或者滥用这些名字，就会被人看作品格不佳的表现。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我的名字是跟名望很高、极有天赋、无疑有用的人的观念紧密联系着的。我象骆驼那样勤恳耐劳，这是重要的，而且我有才能，这就更重要了。此外，我要顺便提到，我是一个有教养的、谦虚而正直的人。我从来没有钻到文学和政治方面去出过风头，也没有贪图名望而跟不学无术的人进行过论战，更没有在宴会上或者我同事的坟墓上发表过演说。……总之，我的学者名声没有一星污点，对我的名声谁都没话可说。这是幸运的。

 

　　享有这种名声的人，也就是我自己，却是一个六十二岁的男子，头顶光秃，镶了假牙，害一种医不好的面部痉挛症。我的名声光辉灿烂，我的模样却灰溜溜的，极其难看。我的头和手衰弱得发抖，脖子跟屠格涅夫的一个女主人公③那样，象是大提琴的柄，**凹陷，背部狭窄。我说话或者讲课，嘴角总是往一边撇。我一笑，脸上就布满衰老的、死气沉沉的皱纹。我这种可怜的模样没有一点动人的地方，也许只有在我面部痉挛症发作的时候，我才会有一种特别的表情，惹得人家看见了必定会生出阴森而难忘的想法：“这个人大概不久就要死了。”

 

　　我讲课跟过去一样，仍旧不错。我照旧能够一连两个钟头抓住听讲人的注意力。我的热情、我在讲解方面的文学技巧、我的幽默，差不多遮盖了我声调的缺陷，因为我的声调干巴巴、尖得刺耳，可又抑扬顿挫，跟假善人一样。我写文章却不行了。专管写作能力的那一部分脑子不听使唤了。我的记忆力衰退，思想不大联贯，每逢我把思想写在纸上，总觉得我已经失去一气呵成的本领，结构单调无味，语言贫乏拘谨。我常常词不达意，写到结尾忘了开端。我往往忘记常用的词，写信的时候我总是费不小的劲才能避免多余的句子和不必要的插句，这显然证明我的智力活动衰退了。值得注意的是信越简单，写起来倒越费劲。我写科学论文反而觉得比写贺信或者报告便当得多，也通顺得多。还有一点：我觉得用德文或者英文写比用俄文写容易。

 

　　讲到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我先得提到近来常犯的失眠症。

 

　　要是有人问我现在生活中主要的和基本的特点是什么，我就要回答：失眠症。跟过去一样，我按照习惯，一到午夜就脱衣上床。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是不到两点钟又醒来，觉得好象根本没睡着过似的。我只好下床，点上灯。我在房间里走上一两个钟头，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瞧着早已看熟的照片和画片。我走得腻味了，就在桌旁坐下。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不想，什么欲望也没有。要是有一本书摆在我面前，我就顺手拉过来，一点也没兴趣地看下去。前不久我就是照这样在一夜之间心不在焉地看完整整一本题目古怪的长篇小说：《燕子唱的是什么》④。或者，为了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就逼着自己从一数到一千，再不然，我就想我的一个同事的脸，极力回忆他是在哪年，在什么情形下，来教书的。我喜欢听声音。一忽儿，我的女儿丽扎在跟我相隔两个房间的一间屋子里很快地说了句梦话，一忽儿，我的妻子举着蜡烛穿过客厅，而且总是把火柴盒掉在地下，一忽儿，干裂的木橱劈啪一响，或者灯头忽然呜呜作声，不知什么缘故，所有这些声音都惹得我兴奋。

 

　　晚上老睡不着觉，就会时时刻刻觉着自己不正常，因此我心急地巴望天亮和白昼，到那时候我就有权利不睡了。要挨过许多难熬的钟头，公鸡才会在院子里啼起来。它第一个给我带来好消息。它一叫，我就知道不出一个钟头楼下的看门人会醒来，使劲地咳嗽，上楼来拿什么东西。然后窗外天色渐渐发白，街上传来人声了。……白天刚一开头，我的妻子就走进屋来。她走来看我，总是穿着衬裙，头也没梳，不过脸已经洗过，冒出花露水的气味，装出仿佛偶尔走进来的样子，每回老是说那一套话：“对不起，我只在这儿待一分钟就走。……你又是一夜没睡吧？”

 

　　然后她熄了灯，在桌旁坐下，谈起话来。我不是先知，可是我事先总知道她会谈什么。每天早晨老是那一套。她不安地问过我的健康以后，照例忽然提起我们的儿子，在华沙服役的军官。每个月到二十号以后，我们总要汇给他五十卢布，这就成了我们的主要话题。

 

　　“当然这在我们是不容易的，”我妻子叹着气说，“不过，在他还不能完全自立以前，我们也不得不接济他。孩子在异乡服役，薪饷又少。……不过呢，要是你乐意的话，下个月我们不汇给他五十，汇四十算了。你觉得怎么样？”

 

　　日常的经验本来应该使妻子相信：我们的开支是不会因为我们常常谈到它就减少的。可是我的妻子不肯承认经验，每天早晨必定要谈到我们的军官，还要谈到，谢天谢地，面包落价了，糖却贵了两个戈比，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好象在向我报告什么新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