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意思的尾巴(7)

 

　　我指一指钟，说：

 

　　“给你半个钟头的时间。说吧。”

 

　　过了一阵子她带回来好几十张她所崇拜的男女演员的照片，后来又有好几回参加业余演出，最后她在学校里毕业了，向我声明说，她生来就该做演员。

 

　　我从来也不赞同卡嘉对戏剧的迷恋。依我看来，要是剧本很好，那么，要使它产生应有的印象，就用不着麻烦演员去表演，只要把剧本看一遍也就够了。要是剧本不行，那就不论怎样演也演不好。

 

　　我年轻的时候常去剧院，现在我家里的人一年也总要订两次包厢，带我去“散散心”。当然，这还不足以使我有权利评断戏剧，不过我还是想说几句。依我看来，现在的剧院并不比三四十年前高明。不管在剧院的走廊上也好，休息室里也好，就跟过去一样，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杯干净的水。虽然冬天穿厚大衣一点也不应该受到责难，可是就跟过去一样，招待员替我存好皮大衣，总要硬敲我二十个戈比的竹杠。休息时间就跟过去一样，毫无必要地奏一阵乐，给戏剧所造成的印象添上些没人需要的新东西。就跟过去一样，男人们一到休息时间就走出去，到饮食部去喝含酒精的饮料。要是在小处看不出什么进步，那么想在大处找出进步来就会白费气力。有的时候，演员从头到脚笼罩在舞台习气和成见之中，极力不把一句简单而平凡的独白“活着或者不活着”简单地说出来，总要莫名其妙地带点咝咝的声音，还要全身发颤。有的时候，演员千方百计要我相信，恰茨基③虽然老是跟傻瓜谈话，并且爱上一个傻女人，其实却是个很聪明的人；而《智慧的痛苦》不是一出沉闷的戏。在这种时候舞台就会使我忆起四十年前观看古典主义戏剧的咆哮怒叫和捶胸顿足的表演时候早已使我腻味的那种刻板演技。每次我走出剧院总要比走进去的时候更保守些。

 

　　多情善感和轻信的观众也许会听信一种论调：在目前的状态下，剧院可以算是一种学校。然而，凡是熟知什么叫做真正的学校的人，就绝不会上这种当。五十年后或者一百年后情形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照眼前这种情形看来，剧院却只能算做娱乐场所。可是要经常享受这种娱乐却又嫌太贵。它夺去我国成千上万健康而有才能的青年男女，这些人如果不去干演戏的行业，也许会成为好医师、好农艺家、好女教师、好军官。它又夺去观众的傍晚时光，而这正是从事脑力劳动和跟朋友闲谈的大好时光。至于金钱的浪费以及观众看了舞台上处理得很不正确的凶杀、私通、诽谤以后道德上所蒙受的损害，那就更不用说了。

 

　　卡嘉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她硬对我说，舞台即使在现在这种状态也比讲堂，比书本，比世界上任什么东西都高尚。戏剧是把一切艺术结合成一体的力量，演员则是传教士。没有一种艺术，也没有一种科学，能够象舞台那样对人的灵魂产生那么强烈和那么确实的影响，因此，中等才能的演员比最优秀的科学家或者艺术家在国内享受更大的名望不是没有理由的。而且，没有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能够象戏剧那样给人提供那么多的快乐和满足。

 

　　于是，有一天，卡嘉参加一个剧团，走了，大概是到乌法去了，随身带去很多的钱、无数愉快的希望和对事业的崇高看法。

 

　　她在旅途中寄来的第一批信是异常美好的。我读着那些信，简直觉得惊奇，几页小小的信纸怎么容得下那么多青春的朝气、心地的纯洁、神圣的质朴以及又细致又切实的判断，这种判断即使出自优秀的、有头脑的男性也会引人赞叹。伏尔加河啦，大自然啦，她游历过的城市啦，她的同事啦，她的成就啦，她的失败啦等等，她不是在描写，而是在歌唱。每一行字都透露出我往常在她脸上看到的那种信任，同时信上有许多文法方面的错误，而且差不多根本没有标点符号。

 

　　半年还没过完，我就接到一封饶有诗意的、热情洋溢的信，劈头就是这样一句：“我在恋爱。”信里附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青年男子，胡子刮光，戴一顶宽边帽，肩膀上搭着一条厚毛围巾。这以后的信还是跟先前一样的好，可是信上有了标点符号，文法错误不见了，字里行间发出浓烈的男性气息。

 

　　卡嘉开始在信上谈起，如果在伏尔加河流域找个地方开办一个大剧院，规定合股经营，吸引富商大贾和轮船主人到这个事业里来，那是多么好。钱会有很多，观众也会有很多。演员依照合作的条件来演剧。……也许这个办法真的挺好，可是我觉得这一类花样只有男人的脑筋才想得出来。

 

　　不管怎样，在一年半或者两年当中，一切都好象顺顺当当：卡嘉在恋爱，相信她的事业，幸福。可是这以后，我渐渐发觉她的信上有明显的泄气迹象了。开头是卡嘉对我抱怨她的同事，这是第一个不祥之兆。要是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或者文学工作者刚开始工作就抱怨科学家和文学家，那就表明他已经厌倦，不宜于做那种工作了。卡嘉写信告诉我说：她的同事不参加排演，也永远不了解自己的角色，看得出来，他们每个人在闹剧的表演中，在舞台动作上，对观众表现了极不尊重的态度。为了增加票房收入（这是大家唯一的话题），正剧中的女演员竟不顾身份唱小调，悲剧演员唱讽刺小曲来讪笑戴绿帽子的丈夫和不贞节而怀了胎的妻子等等。总之，这些现象怎么会至今还没使内地的剧院倒闭，那些剧院怎么能靠着这么腐败、脆弱的机体维持下来，这倒是应该奇怪的了。

 

　　我给卡嘉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我得承认那是一封很沉闷的信。除了别的话以外，我对她说：“我过去屡次跟愿意同我结交的、人品极其高尚的老演员们谈过话；从他们的话里我才明白，他们的活动主要的不是由他们个人的智慧和自由意志指导的，多半倒是由社会的风气和喜好控制的。就连最好的演员，一生当中也不得不时而演悲剧，时而演歌剧，时而演巴黎闹剧，时而演神话剧，不过他们好象始终认为他们走的是正路，对社会有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种坏现象的根源不该在演员们身上去找，而该更深地到艺术本身中，到整个社会对它的态度中去找。”我这封信反而惹得卡嘉怄气了。她回信说：“我跟您谈的是两回事。我在信上跟您谈起的不是那些愿意跟您结交的、人品极其高尚的人，而是一帮与高尚根本沾不上边的坏蛋。他们是一伙野人，只因为别处没人愿意给他们工作才到舞台上来鬼混的，他们管自己叫做艺术家也只是因为他们厚颜无耻罢了。有才能的人一个也没有，可是庸才啦，醉汉啦，阴谋家啦，造谣家啦，倒有许多。我没法告诉您我是多么痛心：我所热爱的艺术却落在我所痛恨的人的手里。我痛心的是最优秀的人对这种坏现象只是站在远处冷眼旁观，却不愿意走近一点，非但不出头想办法，反而以拙劣的文体写些老生常谈和对谁都无用的说教。……”此外还有些别的话，都是那么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