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意思的尾巴(15)

 

　　我不是说法国书写得又有才气、又隽永、又高雅。它们也并没满足我。不过它们不象俄国书那么沉闷，而且在那些书里往往可以找到艺术创造的基本要素：个人自由的感觉，这却是俄国作家所缺少的。我想不起有哪一本新书，作家不是从第一页起就尽力用种种世俗的偏见和种种对良心的束缚把自己禁锢起来。有的人不敢提到果*体，有的人死命地钻进心理分析，有的人认为必须“对人类持热情的态度”，有的人故意整页整页地描写自然，免得被人疑心他的写作有倾向……有的人一心要在自己的作品里装得是个平民，有的人却要装做贵族，等等。他们处心积虑，谨慎小心，工于心计，可是既没有自由，也没有要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勇气，因此也就谈不上创作。

 

　　这些话指的是所谓美文学。

 

　　讲到俄国那些社会学的、艺术的等等的严肃论文，我纯粹因为胆怯而不敢读。不知什么缘故，我在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害怕看门人和剧院里的检票员，这种畏惧一直保留到今天。直到现在我还是怕他们。据说，只有我们不理解的事，我们才害怕。的确，为什么看门人和剧院检票员那么神气，那么傲慢，那么庄严而粗鲁，那是很难理解的。我一读到那些严肃的论文就准会感到同样莫名的恐惧。那种非同小可的自命不凡，那种大将军一样的戏弄口吻，那种对外国作者的过分随便的态度，那种一本正经、净说废话的本事，都使我不能理解，觉得可怕。这跟我读我们那些医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作品的时候所常见的谦虚、文雅、平和的口吻完全不同。不但论文是这样，就是俄国的严肃的人们所翻译的或者编纂的著作我也一样读不下去。

 

　　序言的夸耀的教诲口气、译者所加的过多的注解，妨碍我聚精会神地阅读正文。在所有的论文或者书本中由慷慨的译者所加的许多带括弧的问号和sic②，依我看来，对作者个人也好，对我作为读者的独立自主地位也好，都是一种侵犯。

 

　　有一回我被人请到地方法院里去做鉴定人。在休息时间，另一个鉴定人，我的同事，叫我注意检察官对待被告是多么粗暴，被告中有两个是有知识的妇女。我就回答同事说，检察官的态度比一些严肃的论文的作者们彼此相待的态度不见得更粗暴，我觉得我这话一点也没夸大。确实，他们的态度是那么粗暴，使人一谈起他们来就不能不痛心。他们相互间的态度和他们对待所批评的作家的态度是：要么不顾自己的尊严，过分捧场，要么就刚好相反，完全瞧不起，比我在这札记中和思想中对我将来的女婿格涅凯尔还要蔑视。动不动就骂人家不负责任，骂人家心术不正，甚至骂人家犯了种种罪行，已经成了严肃的论文照例的装饰品。这正好应了年轻的医学工作者在论文里爱用的说法，ultima ratio③！这种作风无可避免地要影响年轻一代的作家的性情，因此在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来我所看到的文学新著中，男主人公往往喝很多的白酒，女主人公不十分贞节，我也就一点不觉得奇怪了。

 

　　我读法国书，朝敞开的窗子外面眺望。我看见花园里用尖头木棍编成的栅栏和两三棵小树，还看见远处栅栏外面的道路、田野以及宽阔的针叶树林。我常常愉快地瞧着两个头发金黄、衣服破烂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爬上花园栅栏，笑我的秃顶。

 

　　在他们亮晶晶的眼睛里，我仿佛读到：“瞧，那个秃头！”恐怕只有他们这两个人才不把我的名望和品位放在心上。

 

　　现在我不是每天都有客人了。我只想提一提尼古拉和彼得·伊格纳捷维奇的来访。尼古拉通常总是遇到假期才到我这儿来，仿佛是来接洽什么公务似的，其实多半是为了来看望我。他来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以前他在冬天从来没有这样醉过。

 

　　“你有什么事吗？”我走出去，在门厅里迎着他问道。

 

　　“大人！”他说，把手按住胸口，带着恋人般的痴迷神情瞧我。“大人！求上帝惩罚我！让雷当场劈死我吧！”④他热烈地吻我的肩膀、袖子、钮扣。

 

　　“我们学校里事情都很顺当吗？”我问他。

 

　　“大人！求上帝做我的审判官……”

 

　　他完全没有必要地不住赌咒，不久就弄得我厌烦了。我就打发他到厨房去，由他们招待他吃饭。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到了假日也特意到我家来看我，跟我谈谈他的想法。他通常坐在我房间里一张桌子旁边，谦虚，整洁，审慎，不敢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也不敢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他用轻轻的、平和而又细小的声音对我谈起他在杂志和小册子上读到的依他看来十分有趣而吸引人的各种消息，声调四平八稳，文诌诌的。

 

　　那些消息彼此相象，可以归结成这样一个格式：一个法国人发现了一种新东西，另外一个德国人驳斥他，证明早在一八七○年已经有一个美国人发明过，另外有个第三者，也是德国人，比他俩都厉害，证明他俩都出了丑，在显微镜底下把气泡错看成黑色素了。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即使在有意逗我笑的时候，也还是讲得冗长详尽，好象宣读学位论文，详细地举出他是从哪一篇文章上看来的，极力不说错刊物的日期、号数、有关的人名，而且一提到人名绝不简单地说一声贝蒂，必得说让·雅克·贝蒂⑤。有时候他留在我们这儿吃饭，于是这一顿饭的工夫，他不住地讲那种他认为吸引人的故事，弄得所有吃饭的人都烦闷无聊。要是格涅凯尔和丽扎在他面前谈起赋格曲和对位法，谈起勃拉姆斯和巴赫，他就谦虚地垂下眼帘，窘得什么似的。他觉得难为情，因为在他和我这样严肃的人面前居然有人谈起这种无聊的东西。

 

　　照我眼前这样的心境，只要他在我面前待上五分钟就足以惹得我厌烦，好象我看他，听他说话，已经足足有了一万年似的。我讨厌这个可怜的家伙。他那轻柔平稳的嗓音和文诌诌的话语使得我无精打采，他的故事听得我发呆。……他对我怀着一片好心，跟我讲话纯粹是凑我的高兴。我对他的报答却只是直瞪瞪地瞧着他，仿佛要对他施催眠术似的，同时心里想着：“走吧，走吧，走吧。……”可是他对我的心愿不理不睬，尽自坐下去，坐下去，坐下去。……他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摆脱不了一种想法：“说不定我一死，他就会被指派接替我的位子。”于是我那可怜的讲堂在我的幻想中就成了一片泉水干涸的绿洲。我对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很不客气，一句话也不说，生气，好象我有这种思想不该怪我自己，而该怪他不对似的。每逢他照例开口称赞德国科学家，我就不再照往常那样好意地开一句玩笑，却没好气地嘟哝一句：“您那些德国人都是些蠢驴。……”这很象去世的尼基达·克雷洛夫⑥教授当初在雷瓦尔跟皮罗戈夫一块儿洗澡的时候嫌水太凉，生气了，骂道：“这些德国混蛋！”我对彼得·伊格纳捷维奇的态度很不好，直到他走了，我从窗口看见他那顶灰色的帽子在花园栅栏外面一闪一闪，我才想叫住他，说：“原谅我，我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