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的一封情书(2)
时间:2021-07-14 作者:艾略特·扎格曼 点击:次
不只是我的中文老师,在我的朋友圈中还有不少人听过打口碟。而且神奇的是,虽然那个时代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我还是能从这些年近不惑的中年人身上清楚地认出,谁听过“打口音乐”。而且我发现这些人几乎都有一个关键特征:精神独立。
这种精神上的独立是从他们在各自职业的打拼中看出来的,他们中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媒体人,当然也有老师、学者和工程师……有一位浙江的企业家就正在用这种独立精神来打造他的企业,他说他的目标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他所在的城市,继而改变中国、改变世界。
从这些人身上,我看到了独立和自由。我发现当“独立”“自由”这些抽象词语以最积极、最健康的形式来呈现时,其实就是真理。而当这一“真理”落到人的价值层面时,它就变成一种诚实: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认清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价值观,然后用决心和勇气去实现自己内心的目标。
家庭
四五年前,我有幸加入一个项目,主要是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员做培训。有一天,当我正在天安门附近的长安街闲逛时,一个巨大的浮雕石像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走近它仔细观察,发现它其实雕刻的是中国的一个经典传说:《愚公移山》。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寓言,通过它,你能清楚地感知这个民族一直推崇的精神文化价值:把握当下、坚持不懈、目光长远。而在目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种价值观恰恰也是此时的中国最应该坚持的。
但于我而言,这则寓言的关键词在于“家庭”:愚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家庭身份的?什么是家族遗产?为什么它值得一代代的人去为之付出?
我是家里的长子,我的父亲在家乡经营着一项还算成功的生意。从他接手到现在,算起来已经43年了。再往前看,我的祖父毕生也在经营这项生意。我的曾祖父也是,我的高祖父亦不例外。
如果非要说有例外的话,那就是我了。我承认,这么多年来,我确实和家庭推崇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也正因为此,父亲并没有让我来继承这项家族产业。
这件事,再加上其他一些事情累积起来,让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僵,最终,在某次气氛紧张的会面之后,我们彼此不再联系了。我后来把这件事讲给了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她是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她表示不是很理解我的心情。不过她既没有责怪我,也没有长篇大论教导我如何做人。
又过了几周吧,我记得我随口问她,平时都是如何度过周末的。她告诉我,她每周末都会全天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而这位年迈的老妈妈精神状态并不理想,尤其是当她脾气上来的时候,会对家中其他成员毫不客气,无论是谁。
“这听起来很糟糕,你应该很讨厌她吧。”我当时的回应很直接。
“这跟我讨不讨厌她没任何关系。”她说,“她是我妈,这永远不会改变。不管她做什么,这个事实都是永远不能更改的。”
她的话让我思考良久。我想到了自己和父母的关系。我发现,虽然我一直都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个体来看;虽然我主动离开家乡,努力去开创一个与父母截然不同的人生;虽然我一直都觉得我的个体身份是由我的自由意志决定的,但它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我的身份同样是由我身边的人来定义的,也是由一些不可推卸的责任来决定的。这无关选择,只关乎事实。
自那以后,我和我的父母重新建立了联系。我现在常常和他们联络,也时常去看望二老。随着联系增多,我发现,我和他们有著许多相似之处,而我之前从未注意过。
如今,他们已成了我重要的人生榜样,他们身上的不少特质也让我无比钦佩。我知道,虽然我和父母相隔万里,我们所过的人生也有诸多不同。但作为儿子,我还是要一铲一铲去挖,努力移走那座矗立已久的“高山”。
对很多已经在中国有过长期生活经历的外国人来说,与中国的这次“分手”会无比艰难。因为,不管他们承认与否,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几乎每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前都带着一些希冀和期望,他们会为自己的中国之旅描绘一番愿景。
当然,每个人期待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有的人也许只是谨慎的乐观,有些人却是抱着天真的幻想。但无论哪种,他们都把这种“乐观”和“幻想”视为“爱”。换句话说,就是“我爱中国”。然而不幸的是,真实的中国并非如他们所愿。所以一旦他们遇见更多的“现实”,他们的“爱”就开始减退,而那些幻想也就跟着一个个破灭了。
那么,真正的爱究竟是什么?最深沉和热烈的相爱应该是两个人在看到对方最真实的一面后,还能完完全全地接受彼此,用同情心去抚慰彼此的痛楚。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在中国期间,那些对于我的人生具有非常意义的人,我会发现,在这里,在这8年,我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爱的意义。
总有人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喜欢中国吗?”
坦白地讲,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儿蠢,因为我有时候喜欢,有时候可能不喜欢,有时候可能既喜欢又不喜欢,所以对这个问题,我没法给出确切的答案。而我能给出的答案是:我会永远爱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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