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的月亮（第九章）(3)
时间:2021-05-16 作者:海因莱因 点击:次
我那部非法电话尽管没法键入号码打人，却可以打给月球上的任何一部电话。如果我想打电话给某人，跟迈克说一声，安排一个夏洛克方式就行。不必告诉他号码，迈克有所有的电话列表，他查找号码的速度比我快多了。 我们开始发现现有的电话交换系统中有无限的潜力可以为我们所用。我从迈克那里拿来一个闲置的号码给了姆姆，她想和我联系时便可以打这个号码给迈克。她对迈克十分友好，而且一直认为他是个人。我们家的人都这么想。 一天，我一回到家，西迪丽斯就对我说：“曼尼，亲爱的，你那个声音很好听的朋友迈克。福尔摩斯打过电话来，叫你回电。” “谢谢你，亲爱的。我会的。” “曼尼，你什么时候请他过来吃顿饭？我觉得他这人很好。”我告诉她，福尔摩斯先生的口气很臭，头发长得乱糟糟的，而且他还讨厌女人。 因为姆姆不在，所以她说了句粗话。她说：“你是怕我见到他，担心我选他进门吧。” 我拍了拍她，说就是因为这个。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教授和迈克。从此，迈克和我的女人们打情骂俏就更厉害了。教授则想了想这个问题。 我开始学习从事“谋叛”的各种技巧，也逐渐认可了教授的“革命可以是一门艺术”的思想。我没有忘记（也不怀疑）迈克的预言：还有七年，月球就大难临头了。但我不去考虑那场灾难，我一心只想着革命的细节，那些问题挺有意思的。 教授曾强调说，一项阴谋活动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联络和安全措施，也指出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联络越容易，安全方面的脸就越大；但安全措施过于严密，联络不便，那么一有紧急情况，整个组织就会陷于瘫痪。采用支部制度正好可以二者兼顾。 我认可了支部制度，这对于限制间谍活动所带来的损失十分必要。在发现以往的地下组织已经被间谍彻底渗透以后，就连怀娥也承认，一个组织如果不分成独立支部就无法运转。 可我并不喜欢支部制度中闭塞的联络。整个组织就像地球上的老恐龙，把消息从头传至尾或背都要花很长时间。 所以我和迈克谈了这个情况。 最后，我们还是放弃了我向教授建议的多渠道联系的方法，保留了支部制。但以我们这台思想型电脑的才智为基础，既保障安全，又加强联络。 联络系统：我们建立了一个使用“党内”称呼的三重树状体系，主席（字头Ａ）：亚当·塞勒涅先生（迈克）。 执行支部（字头Ｂ）：博克（我），贝蒂（怀娥），比尔（教授）。 博克领导的支部（Ｃ）：卡西（姆姆），科林，昌。 贝蒂领导的支部（Ｃ）：卡尔文（格列格），塞西莉亚同志（西迪丽斯），克莱顿同志。 比尔领导的支部（Ｃ）：康澳尔（芬恩·尼尔森），卡罗林，科特尔。 ——等等。在第七层组织关系上，乔治（Ｇ）管理监督赫伯特、亨利，还有哈利。到达这一层后，你就需要找２１８７个首字母为“Ｈ”的名字——这方面就交给我们的机灵电脑吧，它会找到的，找不到也会发明出来。每个新成员都有一个党内称呼和一个紧急电话号码。用这个号码，信息不必一层层逐级上传，成员可以直接同“亚当·塞勒涅”，即迈克通话。 安全方面：以一个双重原则为基础——不让任何人掌握一切，但任何情况都可以放心地托付给迈克。 双重原则头一半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只要是用上药物和其他手段，任何人都可能被击垮。这时，惟一的防卫方式就是自尽，而这很难做到，几乎不可能。当然，“中空齿”（里面装毒药）这类方法还是有的，既传统又新奇，而且几乎可以做到万无一失——教授要确保我和怀娥都已配备了这一招。我不知道教授给她的“最后的朋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反正我没不打算配备我自己的，这些复杂的细节知道了也没什么用。再说，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自杀。我可不是当烈士的料。 迈克自然没必要自杀。药物不能麻醉他，疼痛不能刺激他。他把所有有关我们的信息都存放在一个独立的记忆库中。这个记忆库由一个加密指令控制，只有我们三个人的声音可以将它打开。另外，考虑到肉体的脆弱，我们又加了一个指令，在紧急情况下，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可以锁住记忆库，不让另外两个进入。在我这个全月球最出色的电脑技师看来，一旦锁定，即使迈克也无法开启。当然，最让人放心的还是，根本没有人会向主控电脑查询这份档案，因为没人知道它的存在，也没有人会怀疑迈克的身份。还有什么比这更安全的呢？ 惟一的风险就是这台觉醒的机器总有些异想天开的想法。他总能表现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潜能来，说不定哪天他能想个办法反整我们一下子——如果他想这么做的话。 不过他永远也不会想这么做的。他对我——他的第一个而且是最长久的朋友——是忠心的；对教授是喜欢；对怀娥则是爱。当然，这与性无关。但是怀娥确实惹人爱，他们第一次交流就处得非常好。 我信任迈克。在这样的生活中，你只能赌一赌；这一把我把一切都押上去了。 由此，我们的安全系统就建立在对迈克的完全信任上了，而我们每个人都只了解各自必须了解的一切。以党内成员及其称呼的树状系统为例，我只知道我的支部成员以及三个直属下级的党内称呼，这些就是我所必须清楚的一切。迈克建立了党内称呼系统，又给每个成员指定了电话号码，并保留了一份成员的真实姓名同党内称呼对应的人员名单。比如说，一个叫“丹尼尔”的组织成员（我不会知道这个人，因为他是“Ｄ”级，在我的下两级）招收了新成员弗雷茨·舒尔茨。丹尼尔向他的Ｆ级上级报告了这件事，但并不汇报他的名字。之后亚当·塞勒涅打电话给丹尼尔，指定舒尔茨的党内称呼为“恩布罗克”，然后根据丹尼尔提供的号码打电话给舒尔茨，告诉他其党内称呼为恩布罗克，同时给他一个紧急电话号码。每个人的紧急号码都不一样。 即便是恩布罗克的直接领导对他的紧急号码也是一无所知。既然是不知道的事，无论怎么下药，怎么折磨，无论使用何种手段，你也不可能泄露什么的，就连无心之过的口误也不可能泄露什么。 现在，假设我要联系恩布罗克同志。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可能家住新加坡，也可能就是我家附近那家商店的售货员。我不用层层下传，然后祈祷他会收到消息。我只给迈克打个电话，他可以马上为我连接恩布罗克，连号码都不必给我。 或者假设我需要同我们的一位同志通话，他正为我们即将在月球每个音像店发行的卡通片作准备。我不知道他是谁，可因为有情况我需要和他谈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