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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落成泥总归忆

零落成泥总归忆

 
  她活着,只做了两件事,逃离与寻找。
 
  萧红,在这一片秋深的浓厚里,她是开得热烈的五角枫,红得炽烈,却经不过越来越真实的寒硬,从枝头跌落成泥,成为一枚记忆。
 
  从生至死,她都在追寻,一种叫作所谓幸福、所谓平静的东西,但穷其一生,都未寻得。
 
  在她出生的家庭里,如果不是祖父,难以想象她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自私的父亲、冷酷的母亲,甚至频施淫威的祖母,无一不是充斥着寒意。只有祖父,似呼兰河畔一缕阳光,恰如其分地扑打在她心上,才让她得以在最小的时候蹲在时光里,感受这难得的暖意。有东升就注定了要有西落,祖父爱她的时光在她并不漫长的人生中实在短暂的让人稀罕,让人唏嘘,不忍去描述。那些伸出五指却抓不住的回忆,成了每一处濒临绝望时,她唯一记得住的温暖,那儿的名字叫故乡。
 
  但故乡,随着祖父的过世,她开始奔波在了路上,背井离乡,不再有故乡了。呼兰河里的一切都是她平静的笔触下描画出的一幅有声有色的画卷,在她的指引下,人们纷纷来到呼兰。
 
  “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她在《苦杯》组诗里这样写道。
 
  原来,她对萧军的爱远不只是窘迫时一种不得不的抉择,而是她真的早已无路可退。在这一片黑暗的绝望深处,萧军,这个男人终于让她可以跟故乡说一声再见了。
 
  从祖父离世后的出走,都是为了离开冷冰冰的没有爱的家,只是这一路的逃离都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的羁留。不管是表兄陆振舜还是汪恩甲,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曾让她与她的家庭真正分离,这份暖看似伸手可触,可实际上却遥远得把她剩作了一人。
 
  东兴旅馆是一座逃不开的牢笼,汪恩甲的一去不回,让本无亲可依的萧红彻底沦于绝望,逃不出去,留不下来,吃食都已经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更何况肚子里还有另外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她没有体味孕育生命美好的机会了,饥寒交迫、心灵无依是无比现实的问题,也是她最恐惧的事情。她总在寻找一种温暖,但所得却是隐匿无踪。越恐惧,越遭遇。
 
  无疑,此时,萧军的出现就像一道暖阳,照亮了萧红昏暗动荡的人生。
 
  这个男人与她和她的家乡在这一次见面之前毫无瓜葛,尽管身怀六甲、模样惨淡,但萧红依然绽放出了她最动人的一抹颜色,走出了她真正离家出走的第一步。终于,与呼兰的人与事不再有所纠缠了。
 
  在呼兰与祖父共同生活时,她感受到的是任性的小儿女在祖父疼爱下发自肺腑的欢快。只有在这一段时光里,她才写下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是那么的自由。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谎花,就开一朵谎花,愿意结一根黄瓜,就结一根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根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这样欢快肆意的记忆。
 
  随着祖父的离世,她开始了一去不回头的逃离。那些自由活在了记忆里,一去就没了影迹,遍寻不得。
 
  从此,她离故乡又远了一步。
 
  她说,我没有家,我连故乡都没有时的凄凉见文可知,却不能体会这深深的悲凉。一个人没有家,连故乡都没有了,便没有根了。
 
  即使她知道萧军有家室依然头也不回地投向了他的怀抱,因为除他之外,她已真的无处可去,无人可依了。
 
  她的一生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向死而生,她用两件事延续了这段并不算太长的生命旅程,一是写作,一是爱情。好在,还有写作,至于爱情,过于惨烈。
 
  所以,一经萧军,那些本不算美好的日子,萧红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她比任何人都更怕失去了他,才会极度珍惜与他一起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是与寒冷、窘迫、饥饿为伍的,常常连住所都不能解决,两个年轻人就流浪在街头巷尾,长时间的游荡,她经历着寄人篱下的为难。
 
  在不良的环境下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萧红的身体长年处于苍白和病态,在生完了第一个孩子之后,不再具备养育能力。而长久的饥寒交迫也令她无法做出一个母亲应该持有的态度,又或者,是基于对孩子父亲的某种怨恨,终于这个孩子她并没有留在身边。有很多揣测,有人说,是萧红自认在自我温饱都不能解决的前提下,残忍地将孩子送给了别人;还有一种说法矛头则指向萧军,说是萧军作主将孩子抱人抚育。具体是哪一种,到今天已无从考证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萧红,失去了为人母的机会。
 
  萧红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并不怎么尽如人意,她不算漫长的一生里,喜悦就如烟花,又若流沙,她每每想用身体去挽留,这一切都会毫不留情地弃她而去,她又一次跌进无尽地深渊,从头开始,直到,此生终告别,不必再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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