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当女性成为“姐姐”，就注定成为“奉献者”

　　近日，《我的姐姐》登陆国内院线热映，口碑也引发了巨大争议。影片围绕一对失去父母的姐弟展开，姐姐被要求要抚养年幼的弟弟，她在面对追求个人独立还是抚养弟弟的问题上挣扎徘徊。影片上映后，“父母去世姐姐是否必须抚养幼弟”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对于中国人而言，亲戚之间的称谓不只是标定彼此的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标定每个人在伦理秩序中的位置及角色。当安然在《我的姐姐》中被标定为安子恒的“姐姐”时，一系列的义务和责任才会如洪水般倾泻到她身上，而对于那些义正词严的亲戚来说，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安然不得不面对由“姐姐”这一身份和角色引起的问题，因此遭受两面夹击、挣扎和痛苦。

 

　　在本文作者看来，这个故事探讨的并非“新问题”。当我们在电影中再次遭遇重男轻女、对女孩的忽视以及隐秘的女性歧视，仿佛旧日重现。发生于晚清民初、爆发于“5*4”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对于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的质疑和抨击，对家族女性的轻视和压制的反对，对女性独立自主、个体性价值的强调......这些问题都再一次重现于《我的姐姐》身上。那么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我们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当下女性面对家庭伦理冲突时，又是否有了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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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牺牲成全弟弟，在东亚家庭伦理中颇为普遍

 

　　在《我的姐姐》中，安然是一个颇为典型的现代女性，对自我主体意识有着清晰认知，具有强烈的反思和批判能力。而塑造这种特质的很大原因，从电影中的回溯看，正来源于她从小所成长和遭遇的家庭。父母对于儿子的渴望是“重男轻女”糟粕的延续，也正是这些观念给安然造成了直接且影响极大的伤害。

 

　　影片中，父亲为了获得生二胎的机会对外宣称自己女儿是瘸子，让安然扮演瘸子。父母对儿子的执念也对安然的心理造成伤害，尤其是对于自我价值和作为女孩的认知产生怀疑，同时也极有可能形成自我伤害与贬低。但安然最终并未在后者的阴影中走向灰暗，反而长成了一个颇有主见且强硬的女孩，这一点与她小时候成长于姑妈身边有着直接关系。

 

　　《我的姐姐》很大程度上在塑造一条女性生命史。这一点在姑妈和安然之间十分鲜明。父母为了生二胎把安然送到姑妈身边，姑妈在整部电影中被反复强调为某种“为他”存在的形象，如母亲、妻子以及最重要的“姐姐”。从原生家庭到她自己的家庭，前者所扮演的“姐姐”角色给她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姑妈的母亲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家里的一切会先给儿子，所以她必须放弃自己的读书机会、到俄罗斯做生意的梦想，以成全弟弟这个男孩。

 

　　《我的姐姐》中的安然与姑妈。

 

　　“姐姐”必须牺牲以成全弟弟的叙事在整个东亚儒家家庭伦理秩序中十分普遍。在赵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中，她同样因为有一个弟弟而被奶奶要求事事退后，其母亲也像《我的姐姐》中的姑妈一样，在忍让和牺牲自己的欲求中度过了一生。她们大都对此有着鲜明的意识，即自己在家庭重男轻女观念下遭到的忽视、贬低和歧视，但她们却投诉无门，挣扎无处，最终只得默默忍受，以期待有出头的那一天。

 

　　所以，这个故事似乎再次回到“5*4”新文化运动时期十分常见的家庭与女性的矛盾。然而时过境迁，我们意外地发现，在许多领域或观念都已经发生巨变的时候，唯有家庭伦理中的重男轻女、对女性的夹击依旧存在且变得更加复杂。

 

　　《82年生的金智英》电影剧照。

 

　　在《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中，学者张念指出，近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她们身体的行动有紧密联系。迈开三寸金莲走出闺阁这一看似简单的身体动作对于中国近代女性而言却是惊天动地且十分惨烈的。造成传统女性被束缚的第一层空间限制便是由“家”所建造的“闺阁”，因此遭到批判和反对的第一个对象也便是传统之“家”。曾赋予女性安全与稳定的“家”以及在其中所形成的伦理秩序，最终因其密封性成为“解放”这一新观念的对立面，由此走出闺阁与离开家庭，成为近代女性走向独立和自主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