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枫轩 > 雨枫书屋 > 经典评论 >

面对权力的父与子

曾国藩
 
  父亲节那天,正好读到《曾国藩家书》中曾国藩写给父亲的一封信,感悟颇多。
 
  曾国藩的这封家书写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正月初三,在照例说些琐事报了平安之后,他继续写道,老家政治生态不好,那些小官小吏,损公肥私,朋比为奸,热衷于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父亲大人,您是正派乡绅,不要跟他们有太多来往,不要常往衙门跑。要是您出于正义帮助被他们欺负的人,他们肯定会怀恨在心,造谣生事,最终玷污了我们曾家的名声,也给我结下许多冤家。而且这个门一开,求您的人接踵而来,怎么顾得过来?不如统统谢绝。
 
  写这封家书的时候,身在京城的曾国藩,正走过人生拐点,步入仕途顺境,短短四个月之内,连升两级。同僚羡慕、嫉妒、恨的都有,正是敏感时刻,曾国藩希望老家不要生出什么事端来。
 
  著名作家唐浩明如此评点这封家书:“中国的传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中出了一个大官,家人个个都能得其好处。即使本人远在京师或外省,地方官员仍会对其家属优礼有加,更不要说附近的小老百姓对其府上的诚惶诚恐了。于是便有许多这样的官亲,仗势胡作非为,勾结官府,称霸乡里,令百姓敢怒不敢言。有的略微好一点,只为自己及家人谋非分之利,尚不至于武断乡曲、鱼肉小民,然世人对此亦多不满。只有极少数人能自守本分,不插手地方事务。”
 
  作为一位有大智慧的官员,曾国藩自然希望父亲不要插手地方事务。在此前一封给叔父的家书中,他要叔父劝说父亲不要去省城、县上干预公事,“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曾国藩的父亲接受了儿子的规谏,来信说“杜门谢客”,曾国藩大喜,为父亲点赞。
 
  曾国藩的父亲叫曾麟书,虽然是个老实人,但总归有些虚荣心。儿子在京城做了大官,老家因各种诉求找上门来的亲戚越来越多,曾老爷子难免有些跃跃欲试,好在曾国藩的信很及时。唐浩明评点说:“身为官亲,不与闻地方事务,实乃最明智的举措。鄙薄仗势行为乃人之常情。仗势而作歹,固然极坏,即便不做歹事,但干扰了地方事务,也易招致是非……曾氏洞悉人情世故,目光深远。他在京中做官,巴望的是家中庆吉平安,不想看到家人仗他的官势而招来舆情腾怨。倘若湘中对他家人的口碑不好,自然也会给他的仕途带来不利的影响。”
 
  曾国藩的官越做越大,曾麟书也一直低调不多事。这是曾门传承至今的优良家风。
 
  但并不是所有官员的爹,都像曾麟书这般自甘寂寞。譬如,张居正他爹张文明。
 
  张居正官做得极大,是明朝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掌权柄十年,事实上是大明第一人,连小皇帝都要听他的。有个这么牛的儿子,张文明在老家也跟着牛气冲天。
 
  他很高调,几乎横行乡里。他欺压百姓,干预司法,想让谁坐牢就让谁坐牢,想捞谁就捞谁,连张居正自己都无奈地承認他老爹在老家的斑斑劣迹:“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
 
  当地官府,也通过讨好张文明来讨好张居正,而且远不只是嘘寒问暖,连国有的土地都免费送给张家。更出格的,是当地政府部门为张家修建宅第,居然让大明朝的皇家特工——锦衣卫当建筑工人。这是犯大忌的事,但张文明自我感觉挺好。
 
  著名学者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中说,给张文明行贿最多的,是两广的官员,他写道:“明代腐化的空气,已经弥漫了。腐化的势力,侵蚀一切,笼罩一切,何况一个全权在握的首辅,更易成为腐化的对象。北京只是居正的寓所,他的家在江陵。居正可以洁身自好,但是居正有仆役,有同族,有儿子,有弟弟,还有父亲。腐化的势力,在北京找不到对象,便会找到江陵。居正也许还能管束子弟,但他能管束父亲吗?”
 
  确实,张居正没法管束自己的父亲。古代中国,一个“孝”字,至高无上,律法甚至鼓励“亲亲相隐”,尤其是“子为父隐”。如果儿子发现父亲有不法行为,隐瞒了,没有罪;如果举报父亲,反而要论罪。张居正不是不知道他父亲在老家胡作非为,但他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孝子,还得处处无原则地维护父亲。
 
  张居正生前权倾一时,死后却遭遇了抄家惨剧,甚至险些被掘墓鞭尸。这固然因为张居正过于刚愎自用、树敌太多,但与他那位放浪不羁的父亲也脱不了干系。


    作品集关山远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