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权力的父与子

 

　　父亲节那天，正好读到《曾国藩家书》中曾国藩写给父亲的一封信，感悟颇多。

 

一

　　曾国藩的这封家书写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正月初三，在照例说些琐事报了平安之后，他继续写道，老家政治生态不好，那些小官小吏，损公肥私，朋比为奸，热衷于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父亲大人，您是正派乡绅，不要跟他们有太多来往，不要常往衙门跑。要是您出于正义帮助被他们欺负的人，他们肯定会怀恨在心，造谣生事，最终玷污了我们曾家的名声，也给我结下许多冤家。而且这个门一开，求您的人接踵而来，怎么顾得过来？不如统统谢绝。

 

　　写这封家书的时候，身在京城的曾国藩，正走过人生拐点，步入仕途顺境，短短四个月之内，连升两级。同僚羡慕、嫉妒、恨的都有，正是敏感时刻，曾国藩希望老家不要生出什么事端来。

 

　　著名作家唐浩明如此评点这封家书：“中国的传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中出了一个大官，家人个个都能得其好处。即使本人远在京师或外省，地方官员仍会对其家属优礼有加，更不要说附近的小老百姓对其府上的诚惶诚恐了。于是便有许多这样的官亲，仗势胡作非为，勾结官府，称霸乡里，令百姓敢怒不敢言。有的略微好一点，只为自己及家人谋非分之利，尚不至于武断乡曲、鱼肉小民，然世人对此亦多不满。只有极少数人能自守本分，不插手地方事务。”

 

　　作为一位有大智慧的官员，曾国藩自然希望父亲不要插手地方事务。在此前一封给叔父的家书中，他要叔父劝说父亲不要去省城、县上干预公事，“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曾国藩的父亲接受了儿子的规谏，来信说“杜门谢客”，曾国藩大喜，为父亲点赞。

 

　　曾国藩的父亲叫曾麟书，虽然是个老实人，但总归有些虚荣心。儿子在京城做了大官，老家因各种诉求找上门来的亲戚越来越多，曾老爷子难免有些跃跃欲试，好在曾国藩的信很及时。唐浩明评点说：“身为官亲，不与闻地方事务，实乃最明智的举措。鄙薄仗势行为乃人之常情。仗势而作歹，固然极坏，即便不做歹事，但干扰了地方事务，也易招致是非……曾氏洞悉人情世故，目光深远。他在京中做官，巴望的是家中庆吉平安，不想看到家人仗他的官势而招来舆情腾怨。倘若湘中对他家人的口碑不好，自然也会给他的仕途带来不利的影响。”

 

　　曾国藩的官越做越大，曾麟书也一直低调不多事。这是曾门传承至今的优良家风。

 

二

　　但并不是所有官员的爹，都像曾麟书这般自甘寂寞。譬如，张居正他爹张文明。

 

　　张居正官做得极大，是明朝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掌权柄十年，事实上是大明第一人，连小皇帝都要听他的。有个这么牛的儿子，张文明在老家也跟着牛气冲天。

 

　　他很高调，几乎横行乡里。他欺压百姓，干预司法，想让谁坐牢就让谁坐牢，想捞谁就捞谁，连张居正自己都无奈地承認他老爹在老家的斑斑劣迹：“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

 

　　当地官府，也通过讨好张文明来讨好张居正，而且远不只是嘘寒问暖，连国有的土地都免费送给张家。更出格的，是当地政府部门为张家修建宅第，居然让大明朝的皇家特工——锦衣卫当建筑工人。这是犯大忌的事，但张文明自我感觉挺好。

 

　　著名学者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中说，给张文明行贿最多的，是两广的官员，他写道：“明代腐化的空气，已经弥漫了。腐化的势力，侵蚀一切，笼罩一切，何况一个全权在握的首辅，更易成为腐化的对象。北京只是居正的寓所，他的家在江陵。居正可以洁身自好，但是居正有仆役，有同族，有儿子，有弟弟，还有父亲。腐化的势力，在北京找不到对象，便会找到江陵。居正也许还能管束子弟，但他能管束父亲吗？”

 

　　确实，张居正没法管束自己的父亲。古代中国，一个“孝”字，至高无上，律法甚至鼓励“亲亲相隐”，尤其是“子为父隐”。如果儿子发现父亲有不法行为，隐瞒了，没有罪；如果举报父亲，反而要论罪。张居正不是不知道他父亲在老家胡作非为，但他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孝子，还得处处无原则地维护父亲。

 

　　张居正生前权倾一时，死后却遭遇了抄家惨剧，甚至险些被掘墓鞭尸。这固然因为张居正过于刚愎自用、树敌太多，但与他那位放浪不羁的父亲也脱不了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