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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于贫困的自由

免于贫困的自由

 
  王尔德说,对坏东西的唯一态度就是不用搭理。现在的问题是,当坏东西出现时,人们没有耐心辨别真伪。真相成为奢侈品,流言如病毒。
 
  正如特朗普的胜利,有人解读为这既是民主的胜利,也是自由的挫败。民主与自由曾经亲如孪生兄弟的关系由此产生了深深的裂痕,社交媒体让真相成为令人畏惧的事物,而谎言则更像艺术,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
 
  马克思年轻时就说过,人们无法表达,只能被表达。但在社交媒体时代,“吃瓜群众”不再接受被代表、被表达的捉弄,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喜好、自己的主张,就如潮水一样,来时气势磅礴,散时悄无声息。
 
  过去100多年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严谨和专业的、以推动现代文明共同价值观和共识的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如法国大革命中的王冠,被打落在地,无人拾掇。社交媒体驱动的真相和谎言如雾又如电,形成了舆论场的势能差。
 
  最新的例子是深圳市民罗尔,因为5岁的女儿罗一笑不幸患白血病,很有可能举家陷入困顿。于是罗先生的一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几乎在一夜之间赢得同情并获得200多万元人民币的打赏。
 
  讓人跌破眼镜的是,更多的细节随后被披露,如罗尔拥有三套房,如孩子每天的治疗费用并没有文章中写的那样多,再如有营销机构在幕后推动等。一时“吃瓜群众”群情激愤。
 
  不能不说这个时代的伟大。一位父亲因为写了一篇爱女患病的感情炽烈、细节动人的文章,轻易就赢得了大家的转发和积极的小额资助。社交媒体的力量,如洪荒之力,又如种子之力,摧枯拉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社交媒体时代的群众善良、热忱,但也一厢情愿、尖酸刻薄,带着深深的偏见,以及与生俱来的傲慢。
 
  中产阶层的价值观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的中坚力量。一位父亲为爱女写文章筹集未来可能用到的巨额治疗费用,并最大限度地维持一个中产家庭的尊严,也是情有可原的。为什么“吃瓜群众”更爱看到的故事桥段是父亲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救助爱女,却不愿意接受一位有才情的父亲通过卖文获得人们微薄的打赏,来缓解家庭危机呢?
 
  人们的同情心可敬可嘉,应该同情的是孩子的遭遇,因为无论多少钱都挽回不了一个幼小的生命。如果同情心一定要建立在苦难的基础上,那这样的同情心本身就是廉价、脆弱而又卑微的。
 
  无论是支持“脱欧”的英国中产,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广大中西部的中产,还是像罗尔这样的中产,无论欧盟多么美好,全球化带来多少收益,“打赏”有多少,都无法让他们像二战后20年那样,处于加尔布雷斯说的“丰裕社会”,并拥有这个社会赋予的保障、繁荣、积极向上的安全感。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的剧烈变化、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公。科技让世界更加美好,但是时代变化太快,有的人赶上来了,有的人还没有回过神来。
 
  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其《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中充满忧虑地表示:“在抵达目的地的航程中,中途被抛弃的旅客比最终抵达的要多。”正如拉丁美洲一百年的“哭泣”——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那样,现代科技在带来富有的同时,如何避免人们心中的贫困?
 
  最新的消息是,经过腾讯公司、深圳市民政局和罗尔等三方的协商,原来“打赏”给罗尔和小一笑的260多万元人民币原路退回。一场同情心和舆论的反转,让事情回到悲情的原点。没有人在此事件中获益,人们期待看到绿洲,却最终选择了荒漠。
 
  塔勒布在其名著《黑天鹅》一书中说,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最核心的一条是风险意识及其抗风险的能力。现代社会抗风险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保险。保险的基本原理就是大家筹钱,一旦谁家有难,就用保险金来救助,使得人们享有免于贫困和恐惧的自由。其实,大家对罗尔的“打赏”,不正是事后的一次保险行动吗?
 
  这就好比,比尔·盖茨的豪华汽车撞车了,他获得巨额保险赔偿,你不能因此指责说,盖茨你那么有钱,干吗还要花保民的钱?
 
  科技带来的富有,不应该让我们陷入内心的贫困。我们的社会,最缺乏的就是中产价值观:免于贫困和恐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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