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之思

 

　　我在中午一点去何园附近的一家馆子吃盖浇狮子头面，已经卖完了。又走去冶春茶社，也打烊了，这是著名的连锁店，却不将24小时都“连锁”起来。扬州城还遵循着那些古老的世道：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自己好，也要让别人好；自己赚，也要让别人赚。这就是和。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国思想一直强调“天人合一”，如果天意味着形而上的诗意，人意味着形而下的具体，扬州就是一种生活世界的“天人合一”。

 

　　然后，我拐进小巷去散步。从甘泉路的一个路口转进去，有条长三百米的巷子叫史巷，巷口坐着几个绣娘，专门为人补毛衣、织物破洞什么的。卖包子的伙计光着膀子揉面。有人在弹古琴。许多人家将衣物晾在空处，组合出灿烂或朴素的图案，就像印象派某大师未完成的作品。修脚店换了玻璃门，在外面可以看见师傅在修脚。在这个行色匆匆的时代，人们能停下来修脚的恐怕只有扬州了。巷子不宽，好像是预见到汽车时代的来临，宽度刚好不够汽车开进去。大家骑着电摩托、自行车穿行，让着行人，人行落花步。也有三轮车载客。一些猫在巷子中央睡觉。如果没有汽车就意味着贫穷的话，那么在史巷，贫穷受到尊重；如果有颜回那样的人物，他依然可以光明正大、心无旁骛地走路，一点也不会自卑。居住格局被革命打乱了，一个个小院都成了大杂院。居民像移民那样，在别人的故居里隔墙、开门、打洞、开窗……将花厅改成厨房，将书房用作卧室，将匾锯断做了案板……新的格局虽然霸道龃龉，但是家家户户的水井大都还在。革命再怎么激烈，终究不敢革掉水井的命，许多宗教兴起的时候，纷争都与水源、井的位置有关，水井在着，就为重建“仁者人也”“温良恭俭让”的生活世界留下了基础。几十年下来，这些市井已经相安无事，其乐融融了。有篇文章介绍史巷9号大院，清末民初的民居。一位居民患了肺癌，“快乐地活到了现在，主要因为左邻右舍的关照。每天上午，大家坐在天井里拣菜、聊天、说笑话；她在家里闻到别人家烧的菜粥、菜面等爽口的东西，她只要喊一声，邻居就会送过来”。这篇文章只是将此作为好人好事表扬一下，其实在这里面，暗示着中国最深刻的生存哲学。

 

　　老扬州还在。树木、花鸟、落日依然高于建筑，最高贵的建筑物不是钢筋水泥结构的高耸入云的长方形盒子，而是土木结构的浅屋深宅、茂林修竹、池塘浅草。它们环绕着一座座念珠般散布其间的经典名园，日日向它们学习生活的艺术。天长日久，家家户户都艺术化，成了规模不等的大大小小的园林，花台、盆景、曲径、博古架……个园、何园鹤立鸡群，像巴黎圣母院那样被顶礼膜拜，俨然成了中国古典生活的教堂。人们蜂拥而入，怀着敬畏之心，在已经具有圣人光环的大师石涛搭建的片石山房中，抚摸那些仙人般的太湖石，品味刻在匾联上的圣经般的诗句，重温着那句古老的箴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迷惘而失落，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我们是否已经被天堂抛弃？无边无际的老街老巷，破旧而坚固。在别处，这些弯弯曲曲的旧墙，暗淡素朴的院落，画栋雕梁的门楣……早已被视为“落后”“脏乱差”，贴满“拆迁”字样，成为废墟。在扬州，旧事物保持着尊严和自信。热衷唯新是从、猎奇争光的游客感到无聊，这不就是过日子嘛，瞧，那些从四书五经中截词命名的巷子里到处飘扬着谁家不登大雅之堂的被单、衬衣、裙子、内裤……猫到处窜，青苔藤子到处爬，鸟喜欢停，屋宇门面参差不齐，高低不等，全是旧的，随便、散漫、衰败着……不堪其扰都来不及，有什么好参观的。于是扬州城里大部分角落都很清静，我行我素，在四月，依然像杜牧李白们的时代，寂寞地滚着落花。那些巷子仿佛涂抹了暮色似的，灰蒙蒙的。卖油条的铺子将炸好的油条架在黑乎乎的锅子边上，从斑驳的砖墙边冒出来，老远就能看见。在这位油条铺的伙计眼里，这些油条不仅仅是油条，还是一束花枝，他将这些油条像花束一样地陈列着，令人赏心悦目。他也许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是受了日日在巷子里驶过的卖花车的熏陶吧。当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小区在中国如火如荼地铺开，这里依然是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熟人社会。老者安然漫步如落花，邻居互相问候，站在巷子里闲聊，彼此祝福。他们不必去养老院，这就是送终之地；盲人不会害怕出门，整条巷子都是盲道；小孩背着书包回家，穿过一条条小巷，受到邻居长辈各种行为言谈的教诲，在潜移默化中学习着礼仪规范、待人接物、世故人情；年轻人骑着电动车过来，赶紧减速，鞠躬般地让到一旁。絮花沾了谁的衣襟，掸都不掸，仿佛这是福气。谁家大院的墙头开着琼花，鸟跳进去不见了。芍药的香气一阵阵来袭，像是从一张只能弹出香味而无声的古琴上传出来的。

 

　　烟花三月下扬州，我为烟花而来。现代化再怎么威猛刚烈、所向无敌，李白歌咏过的“烟花”大约还是拆不掉的吧。我对扬州城不抱什么指望，同质化席卷中国，一切都要拆掉或者正在拆掉，老扬州没有什么理由例外。但是，出乎意料，扬州还在着。有个夜晚，我去拜见广陵派的传人古琴大师刘扬，座中多是英豪，杏花疏影里，抚琴到天明，窗外的运河在月光下已经道法自然，仿佛是原始之流了。是什么力量使得扬州抵抗住了这场翻天覆地的大拆迁？值得深思。拆迁植根于20世纪的中国世界观，从道法自然到理当如何，这是中国思想的一个深刻转变。扬州罕见地坚持了传统。中国文明植根于生活世界而不是观念世界，扬州的幸存使这一真理再次彰显。为什么传统中国要这样建造，这样生活，持续千百年；为什么苏杭地区被传统中国称为天堂，扬州是一个证据。幸存者必有其道，这个证据在今天，像一部在场的启示录，启示着人们去思考生活的意义——为什么老中国要这样生活，而不是那样生活。

 

　　我们时代的舆论无视苏轼、欧阳修、白居易、杜牧、马可·波罗、石涛、郑板桥、朱自清们对扬州城斩钉截铁的肯定，一直在散布这些地方不宜居，只能拆掉的谣言，弄得在这些地方苟且偷生的原住民相当自卑。我在史巷里问一位老太太，这一带的房价是多少。老太太一愣，说，不知道，我们这里没有人卖房子。这位老太太的房子非常简陋，低矮的平房，依附着豪宅，屋外杂七杂八地堆着些木板、花盆、废纸什么的，但是砖是晚清的古砖，门是晚清的古门，令文物贩子垂涎三尺。她正坐在门口吃着一碗小馄饨。她家对面，另一位白发大娘坐在自家门前的石墩上拣着一小堆绿生生的茼蒿。问她，她也不知道。大多数原住民不愿意搬走。在“如何在”上，原住民显然有着与这个时代流行的观念不同的世界观。扬州，烟花三月下扬州，扬州的“好在”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口碑。老太太说不出来，她只是相信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身的体会，这是一个“好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