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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玉米花、吉姆老爷、消失(3)

 
  我恨不得放声悲哭,却又不能。就流泪来说我的年纪已过大,况且已体验了过多的事情。世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这种悲哀无法向任何人解释,即使解释人家也不会理解。它永远一成不变,如无风夜晚的雪花静静沉积在心底。
 
  更年轻些的时候,我也曾试图将这种悲哀诉诸语言。然而无论怎样搜刮词句,都无法传达给别人,甚至无法传达给自己本身,于是只好放弃这样的努力。这么着,我封闭了自己的语言,封闭了自己的心。深重的悲哀甚至不可能采用眼泪这一形式来表现。
 
  想吸支烟,却不见了烟盒。衣袋中仅有火柴。火柴也只剩3根。我接连擦燃3根火柴扔在地上。
 
  再次合目之时,起伏已不知遁往何处。脑海中浮现的只有尘埃般轻盈的沉默。我久久独自注视那尘埃。尘埃不上不下,纹丝不动地浮在那里。我噘起嘴唇吹了口气,依然一动不动。任凭多么强烈的风,都全然奈何它不得。
 
  随后,我开始想刚刚分手的那个图书馆女孩。想她在地毯上的天鹅绒连衣裙、长筒袜和内衣。莫非它们仍旧原封不动地如她本身一样悄然躺在那里不成?在她身上我的表现能算公正吗?没有人寻求什么公正。寻求那玩艺儿只有我这样的角色。问题是这种寻求对于失去公正的人生有何意义可言呢?我如同喜欢她一样喜欢她脱在地毯上的连衣裙和肉衣。难道这也是我的公正的一种形式?
 
  所谓公正性,不外乎仅仅适用于极其有限世界的一个概念。但这一概念涉及所有领域。
 
  从蜗牛到五金店柜台以至婚姻生活,无一例外。尽管谁都不追求它,但我能给予的别无他物。在这个意义上,公正性类似爱情,想给予的和被追求的难以吻合。惟其如此,才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从我面前或我内部径自通过远去。
 
  或许我应该后悔自己的人生。这也是公正的一种形式。然而我什么也不能后悔。纵使一切都风也似的留下我呼啸而去,那也是我本身的希冀所使然。我脑海中剩留的惟有漂浮的白色尘埃。
 
  去公园小卖店买香烟和火柴时,出于慎重,我顺便又往自己住处打了次电话。我知道不会有人接,但在这人生最后时刻往自己房间打次电话倒也不失为可取的念头。也可想象电话铃哗然大作的情景。
 
  出乎意料,电话钟鸣至第3遍时居然有人拿起话筒,并“喂喂”两声。是身穿粉红色西服裙的胖女郎。
 
  “还在那里?”我吃了一惊。
 
  “何至于。”女郎道,“去了又回来了。哪里能那么逍遥!想接着看书,就回来了。”
 
  “看巴尔扎克?”
 
  “嗯,正是,妙趣横生,可以从中感觉到类似命运威力样的东西。”
 
  “那么,”我问,“你祖父可得救了?”
 
  “那还用说,轻而易举!水消了,又是回头老路。地铁票都买了两张。祖父精神得很,让我向你问好。”
 
  “谢谢。”我说,“你祖父现在干什么呢?”
 
  “去芬兰了,他说在日本干扰太多,没办法集中精力搞研究,所以去芬兰创办研究所。那里怕是个安安静静的好地方,又有驯鹿什么的。”
 
  “你没去?”
 
  “我决定留下来住你的房间。”
 
  “我的房间?”
 
  “是啊。我非常中意这房间。门扇已完全安好,电冰箱录像机也买齐了。不是被人搞坏了吗?床罩褥单窗帘换成了粉红色的你不介意吧?”
 
  “无所谓。”
 
  “订报纸也可以?我看看节目预告。”
 
  “可以。”我说,“只是那里有危险。‘组织’那帮人或符号士有可能卷土重来。”
 
  “瞧你,那有什么好怕的。”女郎说,“他们要的是祖父和你,我是不相干的人。刚才倒来了异常大和异常小的两个家伙,我把他们轰了出去。”
 
  “如何轰法?”
 
  “用手枪打中大家伙的耳朵,耳膜笃定报废。何惧之有!”
 
  “不过在公寓里打枪不又捅出一场乱子?”
 
  “没那回事。”她说,“只打一枪,人们只能当成意外。当然,连打几枪是成问题。但我枪法准,一枪足矣。”
 
  “嗬!”
 
  “对了,你失去意识后,我打算把你冷冻起来,怎么样?”
 
  “随你的便。反正毫无知觉。”我说,“这就去晴海码头,去那里回收好了。我坐的是白色卡列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车型说不上来,反正里边播放鲍勃·迪伦的磁带。”
 
  “鲍勃·迪伦是谁?”
 
  “下雨天……”刚开始解释,又不耐烦起来,改口道,“一个声音嘶哑的歌手。”
 
  “冷冻起来,等祖父发现新的方法,说不定可以使你起死回生,是吧?过分指望未必如愿,但这种可能性并非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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