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交逆行者
时间:2020-06-30 作者:杜梦楠 点击:次
“社交软件不再使用，有事请电话或邮箱联系。”大二学生杨青铜在短信编辑框里一字一句打完这些字，默念一遍后，郑重地点下“确定”，群发。
几秒之后，有人回了他一条：“是不是又犯病了？”
“我其实好了。”杨青铜下意识地回了一句。他心想：“谁有病还不一定呢。”一天打开社交软件几十次，他受够了那种“强迫症+神经质”的感觉。
当大量用户涌入网络社交平台，并使之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杨青铜想做一个逆行者。而想做逆行者的不止他一人。
“逃离”或“回归”
“为什么最近没有更新朋友圈？”
“因为最近生活太丰富。”
李晓峰是东北师范大学大二的学生，卸载微信近两个月。
她介绍了她的变化——她曾想把和母亲相关的回忆都写下来，落笔不到两行却怎么也写不下去了。但自从卸载微信后，她爱上了写作，表达欲在回归，有时一整个下午坐在桌前不动弹，一直写到晚上不得不睡觉。她的“触觉”也开始变得敏锐，身边小事、课堂上的点滴收获，都能引发她的思考。不到两个月，那本两厘米厚的16开日记本已经被用去了1/3。
李晓峰曾疯狂地热爱网络社交平台。直到某一天，她情绪低落，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想得到朋友的安慰。但从中午发完一直“刷”到晚上，都没得到任何回复。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人关心你身上发生了什么。”这让她警醒，自己的生活好像已被强大的“魔鬼”牵着走。那天之后，她卸载了微信。
高中生丁丁的“逃离”缘于一次偶发事件。
一个月前的一天，她的手机通讯录突然出了问题，联系人全部消失，几经尝试不知问题在哪里。她一度担心会因此失去与朋友的联系。但实际上，需要联系的人很快就能找到，而丢掉的，本来就是再也不会联系的联系人。
她随后进行了一个两星期无网络社交实验，期间把手机里的社交软件都放到一个文件夹中，关掉消息通知，不打开文件夹，没想到竟也能坚持下来。高中生的社交生活并不丰富，丁丁说，自己和爷爷奶奶的沟通已经明显改善，她以前觉得和长辈没什么话说，但现在有不少话聊。
我真的需要它吗
“过多的信息刺激不是好事。”钟春玖也不用微信。他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研究方向是神经系统变性疾病。
虽已被身边人说过多次，但他更擅长用自己熟悉的知识体系为自己“辩护”：
人对刺激的反应有接受信息、传导信息、处理信息、做出反应的连续过程。虽然人的认知过程还存在未知领域，但就目前所知，信息的刺激输入过多或不足，都会影响人的神经兴奋水平。
钟春玖曾对朋友宣布，自己若无法取得一个研究成果的临床批文，就决不使用微信。几个月前，他已取得批文，但依然没有使用微信。
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曾指出，每个人最紧密的交际圈子其实只有三五个人，次紧密交际圈子是12人到15人，再次是50人，个人能支配的、最多的稳定社交人数不过是150人左右。
现在，有的微信群已有好几百人，从联系人的数量来讲，已经超过了能稳定联系人数的上限。这些社交，你真的需要吗？
选择的权利
要做逆行者并不容易。尤其是作为社会的一员，如果希望维持基本的社交，就不得不使用大多数人习惯的方式。
李晓峰刚开始远离社交软件时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常常是，微信、QQ早上刚刚装上，晚上又卸载，过了几天要收信息，又不得不重新装上。这样的循环戏码，反复上演过多次。因为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环境。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康德最近也遇到了难处——他去进行个税申报，必须填手机号，可他不用手机。
64岁的他不用手机，也不用电脑。文章都是手写后，请年轻的老师帮他录入。他的办公桌上，除了几本书和一个布袋，别无他物。
刘康德不是逆行者，而是坚守者。“我现在的感觉是落后就要挨打，好像处于改朝换代时期的人，前朝的痕迹还没有完全去掉，新的东西却不断地加在身上。还好我是在哲学学院，有这样一个‘纵容我’的空间。”刘康德1977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至今。“搞哲学的，能更客观地看待自然和人为的关系。”
刘康德曾经也是时代浪潮的追随者，1991年，他是上海最早一批排队花几千块钱装电话的人，21世纪初手机刚开始普及的时候，他也买过手机。
“但我感到它（手机）不是必需品。和别人有约，我都是事先讲好时间、地点，这么多年，我没有一次爽约。不像有手机的人，觉得不要紧，‘我们到时候联系’，我看地铁上面，人们一直问‘你在哪里、我在哪里’，乱得不得了。看起来自由，其实反而不自由。”
但今年他去报税时遇到难处了，以往自己去填单子即可，可今年开始网上报税，要他留下手机号；去银行买理财产品，也需要提供手机号，因为“国家有规定”。“现在把所有人都纳入到（用手机的）行列里面去，我感到这是痛苦的。这种感觉就是你想选择传统自然的生活方式，但这个环境让你无法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