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断想

 

　　约翰?盖托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上学真的有用吗》。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好题目。它表达了一个常识，而这个常识长期以来一直被人忽视，因此一经点明，就在思想上给人带来了一种巨大的冲击。这个常识就是：上学不等于受教育。在约翰?盖托看来，“最有力的教育永远是开放的，而不是被他人灌输来的。真正的教育只能以自我觉悟为起点，认识真实的你，不然你将一事无成，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劳动力”。如果学校培养的不是有独立个性、充满活力、思想自由、敢于怀疑和挑战一切不合理秩序的公民，而是在精神上和行动上都整齐划一、有利于权力控制的臣民，那么，所谓的上学，与其说是受教育，不如说是被囚禁、被扼杀。

 

　　1917年3月，梁启超应邀前往教育部发表演讲，直陈他对教育的见解和忧思。在演讲中，梁启超说道：“现在教育未脱科举余习也。现在学校，形式上虽有采新式教科书，而精神上仍志在猎官，是与科举尚无甚出入也。”“从来教育具若何之方针，斯造成若何之国民，教育以做官为方针，必使全国人有做官之思想而后已耳。”（《莅教育部演词》）读罢任公宏文，我上网搜索了一些资料：2006年，有媒体称，调查显示“四成小学生长大想做官”；2010年，又有媒体称，调查显示“九成小学生喜欢当官”……我由此深深地体会到了鲁迅先生所感的悲凉。他说：“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华盖集?忽然想到》）任公地下有知，又将作何感想？

 

　　抗战期间，物理学家魏荣爵在重庆南开中学任教。有一年毕业考试，一名语文成绩很好的学生物理科交了白卷，心想反正是不能毕业了，索性在考卷上写了一首词，以表心志。魏荣爵一看，写了四句批语：“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这是齐邦媛在《巨流河》里转述的一段逸事。这样的故事，如今真的已经散佚无闻了，让人顿生隔世之感。

 

　　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先天残疾，行动不便。他在辅仁中学读书时，学校对他格外照顾。许先生回忆说：“学校的安排，本来一年级在一楼，二年级、三年级都上二楼。为了我的方便，学校安排我们班一直在一楼上课，我非常感激学校。”（《许倬云谈话录》）许先生的感激，是对教育人性化的感激。把学生当做“人”而不是“工具”，这是对教育的本质要求，否则教育就不配称为教育，只不过是“奴役”的代名词。